金中都虽毁于蒙古马队，郊外的金陵却逃过此劫。直至明天启年间，怀疑长城外复兴的后金势力，与留守北京的金陵风水有关，乃下令捣毁。祖坟被挖，王气似乎并未遭到致命的破坏——清兵还是继承先辈遗志顺利入关。迷信的明朝君臣终究失算了。清帝由盛京迁都北京后，即修复金陵——重新圆了先驱者残缺数百年的梦。
海陵王，一个弑君者，一个被弑者，肯定预料不到，在自己身后，还会发生这么多离的事情。
死于非命的海陵王的形象，与夭亡的中都城的轮廓一样模糊。幸好南宋诗人范成大出使金中都时，亲眼目睹了这位传君主的威仪，并以文字描绘：“金主幞头，红袍玉带，坐七宝榻，背有龙水大屏风，四壁幕，皆红绣龙。拱斗皆有绣衣。两槛间各有大出香金狮蛮地铺，礼佛毯可一殿。两旁玉带金鱼，或金带者十四五人，相对列立。遥望前后殿屋，崛起处甚多，制度不经，工巧无遗力，所谓穷极侈奢。炀王亮始营此都，规模多出于孔彦舟。役民夫八十万，兵夫四十万，作治数年，死者不可胜计。”在他眼中，流光溢彩的金中都是建立在累累白骨上的。而大兴土木、争夸富的海陵王，在榨取民脂民膏方面，与挖运河的隋炀帝不相上下。
林语堂在《辉煌的北京》一书中，转述了另一位目击者的由衷赞叹。《海陵纪》的片断，被翻译成白话文：“燕城内大部分面积被紫禁城占去，那儿几乎没有平民百姓的居所。金碧辉煌的宫阙，蜿蜒曲折的城墙广布四方，高入云端与秦朝的阿房宫、汉代的建章宫相比，毫不逊色。我因公务去燕山那天，曾被皇帝召见，看到了他的禁卫军的威武庄严。他的皇冠上嵌着七种珠宝。西厢有两个十英尺高的狮子。金主完颜亮，面色黧黑，长长的胡须，眼睛向下俯视。我在崇元殿亲眼见到了他。”将海陵王的皇城攀比秦始皇的阿房宫——假如并非夸张的笔法，真令无此眼福的后人感慨。其实《海陵纪》的作者，不可能见识阿房宫的——早被项羽给点火烧了；他顶多读过杜牧的那篇《阿房宫赋》。他恐怕想不到，自己一时冲动的比喻，简直带有预言的性质，终将被证明为无比准确：金中都同样发生了一次致命的火灾，沿袭着阿房宫的厄运。而后生我辈，只能通过《海陵纪》里的描述，来感觉那变成了传说的金中都。
海陵王的时代，金宋以淮河、大散关为界，苟延残喘的南宋要俯首称臣的，每年进贡岁币银绢各25万。凡金主寿诞及其他佳节盛典，南宋使臣都会及时赶到中都祝贺献礼，即使像范成大这样的文化名流，也不敢有辱使命，只好屈膝向异族的君主顶礼膜拜，说不定还要违心地大唱赞美诗什么的呢。有什么办法呀，宋之君臣，算是遇见了劲敌与克星，自尊心受伤在所难免。蜷缩在临安的南宋小朝廷，偶尔也会错把杭州当汴州，但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要观望远方的金中都的动静，瞧金主的脸色行事。硬着头皮北上的使者，要么是求和的，要么是纳贡的——总之，想方设法地搞好关系。每逢走近傲气逼人的金中都城下，恐怕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山外青山楼外楼，什么叫天外有天，什么叫一物降一物，什么叫弱肉强食……
在一系列风尘仆仆的使臣中，还有个叫许亢宗的，大致描绘了这座北方重镇的规模：“燕山府城周围二十七里，楼台高四十尺，楼计九百一十座，池堑三重，城开八门。”这还是海陵王扩建之前的。在《大金国志》里，城市的周长已变成75里（可能把外郭也包括进去了）。至于城门，也增至12个。南部的中门叫丰宜门。据说后来的丰台，就是由此得名的。林语堂说他在丰台附近见到一段二英里多长的古城垣——系金中都的南城墙。不知别来是否无恙?哪一天，我应该替远离北京达半个多世纪的林先生，再去丰台找一找。至少，应该打听一番其下落。
多么希望金中都的南城墙与丰宜门，依然在原地等待着我呐。多么希望早朝的崇元殿、求仙的望月台，依然在原地等待着我哟。多么希望海陵王在原地，等待着我哟。当然，我会告诉他:我不是来进贡纳税的，我是来寻诗的——寻找废墟里的诗意。
我知道今宣武门西南笔管胡同，是竹林寺遗址：“金熙宗驸马宫也。寺僧云一塔无影。”这的无影之塔，如今既无影又无踪了。
我知道老墙根南罐儿胡同，原有玉虚观。《析津志》说观内有金梁忠烈王（金兀术，岳飞的死对头）祠堂。
我知道今下斜街和广安门内大街交汇处，原有大悲阁，系金中都最繁华的商业区（相当于当代之王府井）。成吉思汗破城而入，从这闹市开始烧起的。《金史》记载：“卫绍王大安二年，大悲阁灾，延烧万余家，火五日不绝。”
我知道今枣林前街北，系寿安宫遗址。金世宗临死前，遗嘱将自己的梓宫(棺材)停放在寿安宫——寿终即大安。元代在其残存的殿基上盖起一座叫寿安楼的大饭店。《日下旧闻考》：“寿安楼在燕京金皇城内东华门之西街。”
我知道今南横西街，遗留有圣安寺的山门、前殿。大定三年重建的圣安寺，“轮奂之美，为都城冠。”（见《析津志》）又因悬挂有“领袖像”而远近闻名。遒贤诗注：“寺有金世宗、章宗二朝像。”
我甚至还知道，金中都最漂亮的女人是李宸妃（堪称“市花”或“国花”）——章宗完颜，集三千宠爱于其一身，就像唐明皇迷恋杨玉环那样。这李宸妃可比杨贵妃要有头脑，在向好的宾客展览价值连城的宫廷珍宝时，态度很超脱，轻描淡写地道出一句至理名言：拥有者不见得是其守护者，守护者不见得是其拥有者。简直可以给所有的君主作警示的座右铭。古往今来，那么多抛头颅洒热血逐鹿问鼎的英雄，居然不如一位袖手旁观的弱女子看得清楚、想得明白!李宸妃的闺房，叫昭明殿。遒贤诗注：“李妃所筑。今在昭明观后。”邱处机的道徒在昭明殿遗址修建昭明观，算是沾了一代名妃的光。元大都的市民普遍都很仰慕这位前朝的淑女，称昭明殿废墟为妆台——仿佛仍能看见李妃在镜前梳妆打扮。太美了!简直让人不愿接受玉碎宫倾的事实。
泱泱帝都，巍巍皇冠，拥有者不见得是守护者，守护者不见得是其拥有者。不管是拥有者还是守护者，终究要沦为粪土（“粪土当年万户侯”）。甚至他们乐此不疲、智取肉搏所争抢的东西本身，也已化作子虚乌有的烟云……
一切的一切（包括我的咏叹），不过是在浪费感情。
夺取海陵王之帝位的金世宗，也是一号人物。
他依靠海陵王打下的政治与经济基础，平地起高楼，营造了数十年的太平盛世：“府库充实，天下富庶，宇内小康。”在历史上，大定（世宗年号）年间是金朝的黄金时代（相当于清乾隆之治），有“小尧舜时期”之美誉——评价得可真够高的。
金世宗确实名不虚传。别的不说，曾令马可*波罗叹为观止、在近代又成“七七事变”发生地的卢沟桥，就是大定二十九年（1192年）修造的。世宗取“广利天下众生”之善意，亲自给它取了个名字：广利桥。卢沟河那时叫黑水河，混浊湍急，很是阻碍南北交通。此桥出现，顿时方便了往返的商贾、旅客乃至军队。卢沟桥是华北古桥中规模最大的联拱石桥。清乾隆帝，为之留下“卢沟晓月”的墨宝。方彪著《北京简史》：“历时八百余年，可桥的形制、桥基和桥身的部分构件与石雕，仍为金代原物，基本完好。桥身沉陷度极小，而且至今保持着巨大的承载能力。1975年通过了四百二十九吨的超重型运输平板车，桥身无损。这在世界造桥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在当时的工程技术条件下，能造成广利桥，可称是个迹。”卢沟桥是金中都的一块无字丰碑。时光证明了：它绝非“豆腐渣工程”。
世宗的另一大手笔就是开凿了金口河，引卢沟河水入中都，弥补了莲花池、高粱河两水系水源不足的缺憾，使漕运畅通。《元史*河渠志》引用重开金口河的郭守敬的话：“金时，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卢沟，一支东流，穿西山而出，是谓金口。其水自金口河以东，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顷，其利不可胜计……今若按视故迹，使水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广京畿之漕。”
《马可*波罗游记》，提及新都（元大都）与旧都（金中都）只隔着一条河流——有考古者说此乃莲花池附近的金口河。忽必烈筹建“汗八里”，选址时颇费踌躇：本想以金亡后的中都为基础，可占星术士预测此城有不祥之兆，于是决定在河的对岸另建一座新城。土著居民大多被强迫迁往新都，金中都旧城区逐渐荒废。而在其东北郊外，以金夏季行宫太液池（北海）琼华岛为中心修筑的“大汗之城”，却日渐繁荣。
明清北京的内城，与元大都方位大致相同。在内城与宣南（金中都故址）接壤的地带，至今尚存许多由西南向东北的斜街，最初可能是金之遗民搬家时打通的。在旧城与新都间往返穿梭，为节省力气，必须选择直接距离最近的途径。金中都的街道，元大都的胡同，原本都是横平竖直的——要么东西向，要么南北向。这一特殊地带密集的斜街便尤显突兀。看来只能作此解释：在旧城与新城间开辟的通道(缩短路程的捷径)。元大都的文人雅士，也经常穿越这一段段斜街，去瞻仰金皇城旧宫遗迹。此乃元代一条“旅游热线”：“岁时游览尤以故城为盛。”金之遗老遗少，在断垣残柱间凭吊往事，更容易滋生物是人非、沧桑演变之浩叹。金末元初诗人元好问，亦曾有伤心之旅：“断霞落日天无尽，老树遗台秋更悲。”“但见上金爵，岂知荆棘卧铜驼。”题写的诗句近似于呜咽。亡国之恨并未平复，但也只能托付给衰草残阳了。
林语堂先生说：“在城市西南角外，在邻近赛马场的白云观附近，是建于十至十一世纪的连绵的土堡垒。更远处，距现在外城西南角八华里之遥处，是金中都的包括西南角一部分在内的延展堡垒。它的建成可上溯至十二世纪。这些乃是北京故址的最早的遗迹，它们比内城墙外北城的蒙古堡垒还要古老。”文中提及的三处残存的城垣，分别属于辽、金、元。金中都在辽南京的基础上拓展：“因辽人宫阙，于内城外筑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后各一门，楼橹池堑一如边城。每城之内立仓敖甲伏库，各穿复道，与内城通。”(见朱彝尊《日下旧闻》) 元大都则彻底推翻了金中都之体制，另起炉灶，平地而起。但首尾相衔的这三个王朝，不约而同地都留下了一小段残破的土垒。看来还是泥土最结实，比金银铜铁、青砖玉石更原始，也更接近永恒。不管契丹的辽，女真的金，还是蒙古的元，皆从泥土中来，又归于泥土。都属于泥做的王国，泥做的江山。当然，再伟大的皇帝，也是泥做的。稍一失手，就会打破，就会还原于虚无与朴素之中。从来就不曾有永远华丽的家族，和不死的人。都是瞬间的闪耀。都是匆匆的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