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到了这一步，即使我们都这样没出息，这样的狂欢仍无法宣告知识公共性的废弃。毕竟还有很多人明白，知识的四分五裂和千差万别，不过是知识公共性进一步逼近精微之处的自然产物，包括公共性的困惑与茫然，恰恰是人们对真理终于有了更多共同理解的反证。道理很简单，若无其同，焉得其异？一群互相看不见（缺乏共同视界）的人不可能确定他们容颜的差别，一群互相听不懂（缺乏共同语言）的人不可能明白他们的言说差别在哪里。如果我们能把差别越来越折腾清楚，不正是由于我们正有效依托和利用共同的知识基础？一个知识者不是鲁滨逊，不可没有学理资源的滋养（来自他者的知识兼容），也少不了顽强的表达（通向他者的知识兼容）。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从来就是公共的，不是什么私藏秘器。即便是唇枪舌剑昏天黑地的论战，如果不是预设了双方还有沟通的可能，如果不是预设了某种超越私我的公共性标准，谁还愿意对牛弹琴地白费气力？也许正是有感于这一点，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才不避重建乌托邦之嫌，不惧重蹈独断论覆辙之险，提出了“交往理性”。他是提倡对话的热心人，希望人们共约一套交往规则，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点是“真诚宣称（scertym）”，即任何话语都力求真诚表达内心。

他怀抱一种建设者的愿望，几乎回到了最古老最简单的良知说。这种关于良知的元叙述，这种非技术主义的道德预设，肯定会受到一些虚无论者精确而深刻的学理攻伐，想必也得不到多少逻辑实证的支持。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项共约，我们这一群因为私利而日渐绝缘——互相看不见也听不懂的人还能做些什么？我们还能不能在吵吵嚷嚷的昏天大战里重返真理之途？在哈贝马斯这个并无多少高超之处的建议面前，在他即将遇到的各种似乎高超得多的解构和颠覆面前，我不能不想起一个故事：一个智者有一天居然发现兔子永远追不上乌龟，即便前者速度是后者的五倍，兔子赶到乌龟原在位置的时候，乌龟肯定前行了距离s；兔子跑完s的时候，乌龟肯定又前行了s5；兔子再跑完s5的时候，乌龟肯定又前行了s25……以此类推，无论有多少次兔子赶至乌龟的此前位置，乌龟总是会再前行一点点。在这一过程中，差距将变得无限小，但不论怎么小也不会变成无。考虑到这个小数可以无限切分下去，那么兔子当然只能无限接近乌龟，却不可能赶上乌龟。

推理的结果怎么可以这样？

智者的推理应该说无懈可击，但也让人感到十分荒唐，因为兔子事实上一眨眼就超过了乌龟。这只兔子只是给人们一个重要提醒：某些无懈可击的逻辑过程有时也会成为幻术和陷阱。与智者的严密推论相反，将“无限小”化约为“零”，尽管在一般逻辑上说不通，但这样处置可以描述兔子的胜出结局，更具有知识的合法性。而这种非理之理或理上之理，正是微积分的基石之一。

作为来自实践的苏醒和救赎，各种学理都没有绝对合法性，总是依靠非理之理和理上之理来与智慧重逢。

兔子的胜利，是生命实践的胜利。因此，独断论也好，虚无论也好，一旦它们陷入自闭盲区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从种种自我繁殖的逻辑里跳出来，成为一只活生生的兔子，甚至是只一言不发的兔子。

1999年6月

*最初发表于1999年《读书》杂志，后收入随笔集《性而上的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