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断论一再遭到严打的副产品，是任何人开口说话都成为难事，因为没有哪一句话可以逃得了“能指”、“话”、“遮蔽性”一类罪名的指控（翻译成中国的成语，就是没有任何判断可以摆脱瞎子摸象、井蛙观天、以筌为鱼、说出来便不是禅一类嫌疑）：甚至连描述一个茶杯都是冒险。我们不能说茶杯就是茶杯，不能满足这种正确而无效的同义反复。那么我们还能怎么办？如果我们有足够勇气向现代人的语言泥潭里涉足，说茶杯是一个容器，那么就“遮蔽”了它的色彩；我们加上色彩描述，还“遮蔽”了它的形状：我们加上形状描述，还“遮蔽”了它的材料；我们加上材料描述，还“遮蔽”了它的质量、强度、分子结构以及原子结构乃至亚原子结构……而所有这些容器、色彩、形状、材料等等概念本身又需要人们从头开始阐释，只能在语义“延异”（dffernce，德里达的自造词）的无限长链和无限网络里，才能加以有效——然而最终几乎是徒劳的说明和再说明和再再说明。

假定我们可以走到这个无限言说的终点，假定世界上有足够的知识分子和研究中心以及足够的笔墨纸张来把这一个小小茶杯说全和说透，以求避免任何遮蔽性的确论，果真到了那个时候，我们面对车载斗量如山似海的茶杯全论和茶杯通论，还可能知道“茶杯”是什么东西吗？还能保证自己不晕头、不眼花也不患冠心病地面对这个茶杯？如果这种精确而深刻的语义清理，最终带来一种使人寸步难行的精确肥肿和深刻超重，带给我们无所不有的一无所有，那么我们是否还有信心在喝完一杯茶以后再来斗胆谈谈其他更大的题目？比如改革？比如历史？比如现代性？

这样说，并不是说虚无主义没干什么好事。不，虚无主义的造反剥夺了各种意识形态虚拟的合法性，促成了一个个独断论的崩溃——虽然“欲望”、“世俗”、“个人”、“自由”、“现代”这样一些同样独断的概念，这样一些同样可疑而且大模大样的元叙述，被很多虚无论者网开一面并且珍爱有加。这当然也没有什么。现实的虚无情绪总是有偏向的，总是不彻底的。有偏向或者不彻底的虚无，在一定条件下同样可以构成积极的知识生产。问题在于，在一种夸大其词的风气之下，虚无论也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独断，一种新的思想专制。虚无论使人们不再轻信和跪拜，但它的越位和强制也正造就一些专擅避实就虚、张冠李戴、霸气十足但习惯于专攻假想敌的文字搅局专家，正传染着一种洒向学界都是怨的特心态：几乎一切知识遗产，都被这些野蛮人纳入一股脑打倒之列，至少也被他们时髦地避之不及。

宁可虚无，不可独断，宁可亵渎，不可崇敬，这样的知识风尚本身有什么合法性吗？正如我们无法在没有任何“遮蔽”的苛求下说明一个茶杯，事实上，我们也只能在或多或少“遮蔽”的情况下，在语言本身总是难免简化、通约、省略、粗糙、遗漏、片面以及独断的情况下，来说明一个秋天的景色，一个人物的脾气，一种观念要点，一种社会体制。在这里，严格地说，投照必有暗影，揭示只能是定向的，总是意味着必要亦即良性的遮蔽。或者说，或多或少的遮蔽恰恰是定向揭示的前提，是思考有效的必要前提。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有所不言才能有所言，有所不思才能有所思。倘若我们不眼睁睁地无视有关茶杯亚原子结构等其他一切可贵然而应该适时隐匿的知识，我们就无法说明茶杯是一个圆家伙。极而言之，我们至少也要在某些“准独断”或“半独断”的思维共约和语言共约之下，才能开口说任何一件事情，才能采取任何一个行动。

真理与谬误的差别，并不是像很多现代学人以为的那样——是虚无与独断的差别。真理有点像公因数，是多数项组合关系的产物，为不同知识模型所共享。在瓦解诸多独断论的过程中对这种公因数小心提取、汲取以及呈现，恰恰是虚无论可以参与其中助上一臂之力的事情，是虚无论可能的积极意义所在——假如它是一种严肃的思考成果，不至于沦为轻薄的狂欢。

九十年代以来知识界的分化，需要良性的多元互动，于是不可回避知识公共性的问题，包括交流的语用规则问题。打倒一切，全面造反，宁可错批三千也决不相信一个，这种态度可以支持不正当的学术竞胜，营构某些人良好的自我感觉，但对真正有意义的知识成长却没有多少帮助。在差异和交锋中建立共约，在共约中又保持对差异的敏感和容忍，是人们走出思维困境时不可或缺的协力互助。这种共约当然意味着，所涉语义只是暂时的、局部的、有条件的，并不像传统独断论那样许诺终极和绝对。因此它支持对一切“预设”的反诘和查究，但明白在必要时必须约定某些“预设”而存之不问；它赞同对“本质”和“普遍”的扬弃，但明白需要约定一些临时的“本质”和“普遍”，以利局部的知识建制化从而使思维可以轻装上阵运行便捷；它当然也赞同对“客观真实”的怀疑，但并不愿意天真浪漫地时时取消这一认识彼岸——因为一旦如果没有这一彼岸，一旦没有这一彼岸的导向和感召，认识就失去了公共价值标尺，不再有任何意义。这一共约的态度是自疑的，却在自疑之中有前行的果决。这种共约的态度是果决的，但果决之余不会有冒充终极和绝对的自以为是和牛皮哄哄。可以看出，这里的共约不仅仅是一种语用策略，本身也是一个哲学命题。它体现着这样一种知识态度，既不把独断论的“有”也不把虚无论的“无”制作成话。与此相反，它愿意方便多门，博采众家，在各种符号系统那里寻找超符号的真理体认，其实际操作和具体形迹，是既重视破坏也重视建设，在随时可以投下怀疑和批判的射区里，一次次及时建立知识圣殿。套用一句过去时代里的俗话来说，这叫战略上要敢于虚无，战术上要敢于独断。

现代知识既是废墟也是圣殿，更准确地说，是一些随时需要搭建也随时需要拆除的临时建筑。知识之间的交流，是各种临时知识建制之间一种心向真理的智慧对接，当然就是一场需要小心进行的心智操作，离不开知识者们的相互尊重和相互会心，离不开必要的理解力和学术道德。可惜的是，现代知识生产的商品化和实利化，正在侵蚀这种公共秩序的心理基础。我们仍然热爱着真理，但常常只爱自己的真理，即自己找到的真理，无法爱上他人发现的真理。专业于国学的人可以嘲笑西学家不知中国，专业于西学的人可以挑剔国学家不懂西方；碰到人文学者可以指责他不懂经济，碰到经济学家则忍不住地要狠狠侃他一通海德格尔和尼采。你说东我就偏要同你说西，其结果当然是双双宣布大胜。“完全无知”、“可笑至极”一类口气大得很的恶语在论争中信手拈来；学理上倘没法接火便信口指责对方的“官方背景”或者“完全照抄”、“自我炒作”，做场外的恐怖性打杀，抢先给自己筑建道德优势。在这样一些“三岔口”式的扑空和虚打之下，在这样一些左右逢源和百战百胜之下，知识还重要吗？不，知识所有者的世俗利益，倒成了语言高产中最隐秘的原型语言，成了文本繁荣中最隐秘的原型文本。

真理被虚无之时，就是真理最容易实利化之日。现代的话语的游戏化和话语的权利化，分别引领着虚和实的两个方向，但这两条路线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内在联系，有着共同的社会背景。现代传媒输送着太多的学术符号，现代教育培育着几乎过剩的学术从业者，因此我们选择某个学术立场，可能是出于兴趣和良知，出于人生体验和社会使命的推动，但在很多情况下，也可能仅仅取决于知识生产的供求格局和市场行情，甚至取决于符号游戏中一次次“学术旅行”或者“学术洗牌”。一个最烦传统的人可能误取古典文学学位，一个最愿意做流氓的人可能投机法学专业，一个性格最为自负专断的人却可能碰巧写下一篇关于民主和自由的论文。这样做是要顺应潮流，还是要钻营冷门，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话语一旦出自我口，就很容易被言者誓死捍卫。它们本身不再是游戏，而关涉到面子、聘书、职称、地位、知名度、社会关系、知识市场的份额、出国观光访问的机会、在政权或者商界的座席——这些好东西已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权利可以产生话语，那么现代社会中的话语也正在产生权利，产生着权利持有和权利扩张的火热要求。

同是在这种情况下，真理将越来越少，而我的真理会越来越多。真理不再能激起愚人才有的肃然起敬，正在进入同时实利化和虚无化的过程——任何知识都可以被轻易地消解，除非它打上了我的产权印记，据此可以从事利益的兑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