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老天开的恶意玩笑。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失踪了两年多的父亲竟然不知用什么方法从西伯利亚逃回了东京。他回到日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山田询问我的下落，山田的回答是由于营养不良，在二战期间我就已经去世了。也许是血缘之间的心灵反应，父亲突然对过去从来不上锁而现在上锁的杂货铺地下室产生了质疑，而山田不自然的阻拦也让他越发越怀疑这其中有什么秘密。争吵中，他从腿脚不好的山田手中抢到了地下室的钥匙，打开了地下室的房门，把山田推了下去。从而发现了已经被囚禁在地下室里两年多的我。

那一夜，父亲把我从山田家的地下室里救了出来，我们回到了落满了灰尘的拉面店，在拉面店的厨房里，他抱着我嚎啕大哭，他认为正是因为临走前把我托付给山田，才发生后续的一系列悲剧，所以他觉得对不起我。但我知道这不怪他，即使我没有被托付给山田，在战争中，一个没有父母照顾的儿童下场也不会好到哪去。如果真要怪的话，就只能怪这个无情社会自以为是发动战争的统治者，和这个无情社会孵育出的山田那样的畸形人类吧。

那一晚我也了解到了父亲这两年的经历。也许是运气不好，父亲参军不久，就在外蒙古被苏军俘虏，当时日军对待敌人俘虏的手段残忍到世界闻名，可是远东战场上，他们遇到了同样冷酷的苏联军队。当苏联人知道日本人对待自己被俘虏的同志们的残忍手段之后，也以其人之道将同样的手段施加在了日军俘虏上。所以两年之间，父亲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中不论是身体还是心智都受到了令人难以描述的折磨，临走前的他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壮年男性，可是如今的他仿佛像一件洗缩水的劣质衣服一样，头发掉光，牙齿脱落，曾经引以为傲的身材也变成了驼背干瘦的样子。而他之后是用什么手段逃离劳改营，回到日本的呢，父亲说什么也不肯告诉我，对于那件事，他只是说用了对不起自己朋友的手段，再多的，他也不肯透露了。

山田在与父亲的争吵中摔断了一只胳膊。从父亲的口里，我得知山田的一位表哥在军部任职，而且是我们永远也得罪不起的领导职位，这也是当初山田很容易就得到免服兵役资格的一部分原因。所以最终我们父子二人也没有办法让山田得到应有的惩罚。在这个畸形的世界里，有的人什么坏事也不做却身陷地狱，有的人坏事做尽却身处天堂。山田也许是自知理亏，也许是怕我们一家做出极端的事情来，不久后，他就把杂货铺的房子卖给了其他人，搬走了。山田搬走的那一晚，父亲一个人坐在拉面店的厨房里，吸了一晚的烟。我知道他很不甘心。

回国后的父亲像变了一个人，从前乐观健谈的他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他重新开张了拉面店，也让我重新返回到了校园。在此之后，我们都很有默契的再也没有提过那段痛苦的记忆。由于两年的非人折磨，我的身体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发育，和班级里的其他男同学们比起来，我似乎要矮他们一个头。而有过被注射雌性激素的经历，也让当时的我行为动作有些女性化。再加上两年的空白期让我的学习成绩糟糕到令人无法直视，很快，这一切因素就让我成为了校园暴力的受害者。每当被其他同学欺负倍感委屈想找父亲倾诉的时候，看见厨房中一声不吭默默做拉面的父亲背影，我都把自己要说的话憋了回去。也许在那段期间，是我心理年龄成长最快的一段时光吧。

命运的转机发生在两年多后，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的身体突然莫名其妙的开始发育，很快我就变成了像父亲年轻时一样的魁梧青年，男子汉的气概也变得越来越浓厚。学校里的小流氓也不再敢欺负我，我也渐渐的在学校里交到了自己喜欢的朋友们。就在生活即将进入正轨，我几乎要忘记那段悲痛记忆的时候，我们家突然发生一件改变我一生的事情。

一次放学回家，我突然发现平常营业到午夜12点的自家拉面店，竟然早早的关门了。父亲在门口挂上“准备中”的牌子，却没有在厨房准备任何食材。反而坐在门外的石阶上，悠闲地摇着扇子，仿佛身后那家拉面店不是自己的家的一样。一看见放学回家的我，他就把我拉进店里。又从屋内把门反锁住，把窗户用帘子遮住，仿佛小小的拉面店里藏着什么了不得的宝物。看见他那副参军之后再也没露出来过的快乐态，我没有感到兴奋，反而感觉到有些诡异。毕竟这种氛围对我们家来说，实在是太反常了。

父亲把小小的拉面店遮掩的结结实实，当他确定外面的路人不会听到屋子的声音时，终于长吐了一口气，回过头笑着对我说：“小亮，你还记得桥本先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