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的作家卡夫卡曾在一战的时候发表过一部着名的中篇小说《变形记》，讲述了一个普通人变成甲虫之后的荒唐遭遇，小说中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讽刺意味。我虽然不是一个作家，也不是一个热爱读书的人，但在我大概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也曾产生过一个类似的想法。

在我的想法里，那个甲虫，才是人类真正的本体，展现着作为一个有生命的物体最真实的内心和本性。而我们现在每天打扮的肉体，则是一个伪装自己的外壳。我们这些现代人，从本质上来说都是被人类外表的外壳伪装本我的生物，是“壳中人”。这些外壳中，有的漂亮，有的丑陋，有的强壮，有的瘦弱。可是外壳漂亮的人，不代表内心也是美丽的，外壳瘦弱的人，也不代表内心也是弱小的。就比如我曾经的上司藤井，他拥有一副攻击性很强的外壳，也在二战中做出过丧心病狂的变态行为，可是他的内心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低级生物而已，他如同一只蜗牛，被摘掉外壳后，就变成了一只恶心又弱小的鼻涕虫。比如花子，她拥有两副壳，一副是她性感美丽的外壳，一副是美丽外壳下的恶魔内壳。可是去掉她的两副壳之后，她也就变成了和藤井一样的低级生命体，会在疼痛之下丢掉自尊，发出求饶的惨叫和恐惧的泪水。再比如我，拥有着一副看似追求正义的警察外壳，可是壳里面的东西，让60年之后的我也很难评价那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

在听见小奈口述自己的惨痛经历时，我曾在脑海中构想出一副令人绝望的画面：一个遍体鳞伤，浑身赤裸的孩子被囚禁在阴暗的地下室里，他一边不切实际地祈祷自己的生死未卜的父亲和难产而死的母亲能够突然出现拯救他，一边绝望地等待第二天即遭遇的残忍性虐待，即使那种让身体和心灵都遭受极大痛苦的折磨虐待已经成为了他当时生活的一部分。

可是当时在我脑海中出现的那幅画面中，那个孩子并不是小奈，而是我自己！小奈曾对我说过我们是同一类人，她说的没有错，我和她的区别只在于我的父亲最后回来了，她的父亲却永远留在了西伯利亚。

也许是某种充满恶意的巧合，在我出生的时候，母亲同样因为产后出血而去世。留下我和父亲二人相依为命。父亲在爷爷的手里继承了一家小小的拉面店，每天的生意虽然不算兴隆，但是足够维持当时的生活。所以在那段期间，虽然我没有得到过母亲的抚爱，但是在父亲的关怀下，也没有吃过太多的苦。那段记忆对于我来说无疑是快乐和幸福的。

打破这种幸福的导火索是战争的开始，日本的野心家们为了利益扩张和转移当时国内贫富阶级的矛盾，在亚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发动了残忍的侵略行为，可是他们低估了这种恶行的影响，战争蔓延的速度让这些只会纸上谈兵的家伙们愈发愈控制不住，最终世界强国苏联和美国也站在了日本的对立面上，面对强敌，日军伤亡的数量每天都在增加，后期的兵源严重不足，这也导致几乎全日本的强壮男丁都要被迫加入战争。只是一个普通平民的父亲当时正值壮年，身材又魁梧高大，所以毫无悬念的被抽中成为了一名在战场送死的士兵。

父亲被迫参军的事情在当时并不算是什么稀的事情，因为和他同龄的男人们，大部分也都是这样的命运。不过这其中也有一些幸运儿。比如我家隔壁杂货铺的老板，一个姓山田的中年秃头男人。

山田的经历仿佛就如中国的谚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残疾人，走路总是一瘸一拐的，而且在当时大家普遍都营养不良的社会环境中，他的体重竟然高达200多斤，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小时候的一场大病造成的，那场大病不但让他成为了终身残疾，在治疗的大量使用激素药物也让他内分泌失调，最终留下一副臃肿的身材。拜这副身体所赐，他在40多岁的时候仍然没有娶妻生子，只能一个人经营祖辈留下在的杂货铺。不过也因为他身体的原因，让他得到了免服兵役的机会。父亲的拉面店和他的杂货铺只隔了一堵墙，我们两家平常来往也很密切，虽然他的长相不太讨人喜欢，但是他的性格非常好，有时候看见在外面玩耍的我，还会给我几块店里卖的糖果吃，所以我和父亲对这位杂货店老板印象都非常好。

父亲得到服兵役通知的消息的时候时间很紧急，还没来得及做什么准备就要马上奔赴远东战场。我们在东京没有其他亲人，所以临走的时候，我被很自然地托付给了山田。而那时我正处于离开的父亲的悲痛之中，根本没有为自己未来的生活做过什么打算和考虑，所以也不知道，未来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当时的我似乎完全没有遗传到高大威猛的父亲的基因，即使快到了上初中的年龄，身材也如低年级的小朋友一样，瘦弱矮小。但我知道寄人篱下，就要给对方一个好的印象，让对方承认自己。所以每天放学之后，即使体力不够，我也都主动帮山田做一些打扫家务，搬运杂货店货物之类的事情。而山田似乎不太希望我做这些重活，每当他发现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会笑眯眯地说：“小亮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怎么能做这些重活呢？”然后就让我去一旁躺下休息，他则坐在旁边帮我按摩，说让我身体发育的更像一个男子汉一样。每当那个时候，我都会闭着双眼，享受着山田的按摩，仿佛背后那双温柔而有力的大手是我父亲的一样。而如今想起来，那时候我简单的想法，简直是蠢得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