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美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他对女主人公七巧的性格、心理和她的悲剧命运进行了细致而深刻地分析，还指出了这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和艺术成就：没有采用冗长的独白和繁琐的解剖，而是利用了暗示，把动作、语言、心理三者打成一片，是轻描淡写地呵出了一片苍凉的气氛和风格。同时，傅雷也对张爱玲的未完成的小说《连环套》提出了批评，认为作者丢开了最擅长的心理描写，单凭丰富的想象，凭着一支流转如踢垩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性的道路，完全失去了最有意义的主题。傅雷在文章结尾处向张爱玲大喝一声：这是往腐化的路上走！并对她未来的创作道路提出了预言式的忠告：“技巧是对张女士最危险的诱惑；文学遗产的记忆过于清楚，是作者的另一危机；聪明机智成了习气，也是一块绊脚石”傅雷的此篇评论的确成为张爱玲以后创作道路的某种预言，也成为后人研究张爱玲作品的一个理论依据。但张爱玲的答复是写了一篇《自己的文章》兜来兜去反驳了迅雨的批评。而在后来，张爱玲本人也对《连环套》提出了比傅雷更为严厉的批评。以后《连环套》没再写下去，有人说是因为傅雷的文章，有的传说是为了稿费，张爱玲自己的解释是：“这样一期一期地赶，太逼促了，就没有写下去。”
同时，一九四四年五月，《杂志》月刊又刊出胡兰成的文章《评张爱玲》。胡兰成在上海沦陷时曾任汪精卫伪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中华日报》总主笔。在《评张爱玲》的文章中，以一种纯美的情致抒发了对张爱玲人与文的礼赞，他认为：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也如同她的绘画，有一种古典的，同时又有一种热带的新鲜的气息，从生之虔诚的深处迸激生之泼剌。”认为：“张爱玲是一枝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与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受过摧残，所以没有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新鲜的苗带给了人间以健康与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胡兰成在写此文时，已与张爱玲在恋爱。
因此与其说是一篇批评文章，不如说是对张爱玲人与文的爱的公开表白，显然带有别有用心的吹捧。
以后，陆续还有一些以赞美为基调的文章出现，主要有许季木的《评张爱玲的流言》（一九四五年《书评》）、谭正壁的《苏青与张爱玲》（一九四五年《风雨谈》）、沈启无的《南来随笔》（《苦竹》）、柳雨生的《说张爱玲》（《风雨谈》）、马博良的《每月小说评介》等等。这些评论文章都以溢美为基调，一片赞美声中可见张爱玲小说在当时的影响程度。
作为一种反应，尤其是对迅雨那篇文章的反应，张爱玲写了一篇《自己的文章》这篇文章集中体现了她的文艺观。她认为：“人生安稳的一面是有永恒的意味的。好的作品就是以人生的安稳的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她说她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她还喜欢素朴，认为她“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现代文学作品和过去不同的地方（就是）不再那么强调主题，却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配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
从张爱玲《自己的文章》一文中，可见张爱玲的文学追求甚至人生追求。正如熟悉她的人所说的，她是因为了人生的悲凉，才写出人生真实而安稳的一面。
张爱玲在当时的触目，还不仅仅在她的美文，她的为人处世也几成一篇篇“传”，让人们留传至今，成为文坛轶事。
由于她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使她对色彩、衣饰、音乐、生活场景以及观人察事，都有别具风格的看法和认识。这在她的散文集《流言》中已能充分地体现。而在她的文章之外，也还有许多“传”般的“流言”。
见过张爱玲第一面的人，都会为她的衣着所惊叹。你很难用装异服的词句来形容她，但她的衣着款式、色彩的确与众不同。传说，她为出版《传》到印刷厂去校稿样，着装异，使整个印刷厂的工人都停了工。她到朋友家去玩，身后也跟着许多被她的服装所吸引的孩童。她不是追求时髦的穿流行服装，而是别出心裁，设计出处处能体现出匠心的文化服装。之所以说她的服装是文化服装，是因为在她的色彩和款式的追求和爱好上，体现着与她的小说、散文同一格调的倾向，即中西结合，古今并举。在大俗大土的色彩下，却洋溢着古老文明才能熏陶出来的文化的雅趣与韵味。如：有一次她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她穿着一套前清老样子绣花的袄裤去道喜，满座的宾客惊不止。四十年代的杂志封面或书附的张爱玲的照片里，犹有这种充满了清朝宫廷气的服饰，据当时也是她的文坛诤友潘柳黛女士回忆：她着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八世纪的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的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青人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当年张爱玲把《倾城之恋》改为剧本搬上舞台时，与剧团主持人见面的那天，就是着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蜷的云头，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
张爱玲不但在服装上出新出出古，在颜色的选配上也喜用一种鲜明而又参差对照的色彩。柠檬黄，大红，葱绿，桃红，士林蓝都是她常选用做衣料的色彩。可以想象，如此出色的颜色与出格的款式相配，会产生多么惊人的效果。但张爱玲的态度却是如行云流水，处惊不乱，我行我素地按自己的意愿着装出席各种活动和社交。从中可见她观念意识的笃定和超常规性。
张爱玲有个很要好的朋友炎樱，是印度姑娘，生得矮小黑胖，却有着一份生命的活泼与生动。她的本名是ftm，与张爱玲一般有别才趣，聪慧极致。与张爱玲不同的是，炎樱把她的别致的聪慧用嘴说出来，因为终归是外国人，文字表达不畅，而张爱玲却是用笔。两人即使要好到如针线般成双成影，但一起吃饭也分别付款，财钱清爽。张爱玲对友人的优点清细分明，丝毫不存非意，与一般文人不同。她善于从极小的生活处观察到朋友的长处和可欣赏处，朋友对于她也如同一份可口的食物，她非常仔细地去品尝。她还写了《炎樱语录》与读者共享。记下了炎樱说过的每个有趣的句子。
形容一个女人的头发黑，炎樱这样说“是非常非常黑，那种黑是盲人的黑。”炎樱还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等等等等，都非常人所能想到的怪念头。炎樱与张爱玲的友谊一直保持到她到了美国，并且她还是张爱玲和胡兰成的证婚人，从此也可见张爱玲对每一份情感的珍惜，从这一点上看，她是古典的。
与张爱玲同住的是她的亲姑姑，为了能让她上学并从父亲那里解脱出来，她的姑姑还代张爱玲挨过打——她的兄长也即是张爱玲的父亲的打。张爱玲虽然与姑姑血缘在身、同住加亲，却与炎樱的关系一样，是出自一份感情的欣赏。她与姑姑的钱财也公私分明，锱铢必较，连姑姑也不得不说她“财迷”，但张爱玲却并不以为这是不好，反而笑着向别人学说。姑姑也是个有别趣的新女性，同张爱玲的母亲共同留过洋，在上海怡和洋行任职员。张爱玲的《姑姑语录》中，也记录下她姑姑的别致的言语：“又是这样的恹恹的天气，又这样的虚弱，一个人整个地像一首词了。”“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对于好的别致的人和事，在张爱玲眼里都出地明净，不夹杂丝毫个人的私念，而是全心全意地欣赏之，并且把这欣赏欣喜地告诉读者，让读者与她一起欣赏。从这一点看，张爱玲的心态是健康，天真的，坦率到没有虚荣、世故的程度。她又是现代的。
但在做人处世上，她却显得有些苛刻。她不容易与别人要好或友好，除非她欣赏的人。
而一旦欣赏也全盘接受，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对方。如：苏青。苏青是以写自传体长篇小说《结婚十年》而闻名上海四十年代文坛的女作家。因离了婚而又下笔大胆坦率，颇得一些世间俗人的非议和喜好。一时间骂苏青性饥渴的有之，喜好看她性隐私的亦有之。张爱玲却能读懂苏青的漫无心机却又争强好胜的双重性格。对发生于苏青身上的所有事情不感意外。并公允地评判苏青人和文，有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比喻苏青像喜庆人家雪白馒头上那喜气洋洋的红点，但对文坛的某些文人，张爱玲却能在一照眼中便看出此人的不干净和不聪明，她绝不以俗人的价值接人待友，严格恪守自己的处世原则，尤其是时间观念。张爱玲的时间观念很强，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到，即使是她自己开门，也会毫不客气地说：“张爱玲小姐现在不会客。”若是迟到于约定时间。她又会请人告诉你：“张爱玲小姐已经出去了。”如果是接待朋友，包括很熟悉的朋友，她也正正式式，浓装艳抹，可见她对约定之事的重视与责任感。她对讨厌的人可以熟视无睹，并坦然地说，我不认识她；但对自己敬爱的人或帮助过她的人，她却是自有一番情意在心头。当年柯灵为了她的《倾城之恋》的上演而奔走，张爱玲感激在心，并送了柯灵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也曾在柯灵遇难时去他家探问，并设法营救。
张爱玲喜欢青年女子的一切嗜好，逛商店，吃冰淇淋，购买布料，看日场电影。尤其是看电影，碰上自己喜欢看的电影，她可以刚到杭州游玩就马上返回上海连看两场。她也酷爱中国戏剧，京戏里的许多剧名引出她无限的赞叹。如越剧《借红灯》的名字，就引发出她的许多感慨，并也成就了她一篇美好的散文。但同其他女孩子不同的是，她不喜欢小狗小猫，连对小天使亦没有好感。一次，她搬印书的白报纸回来，到了公寓门口要付车夫小帐，她觉得非常可耻而又害怕，宁可多些，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赶忙逃到楼上来，看都不敢看那车夫的脸。她亦不认路不会女红，服装也仅是在理论上很有研究，款式上自己设计，却并不会做。由于她的个子高大，走路也给人跌跌撞撞之感。像一个长得太快但营养却没跟上的孩子。张爱玲亦并不多愁善感。从来不悲天悯人，她是实实在在地享用着自己的那份所得，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存在是分外分明。当年《流言》问世时，用的纸张是她自己“屯积”的白报纸。因为上海在沦陷时，纸币不值钱，家家户户都屯积物品。晚上张爱玲也睡在白报纸上，使她有着一种空前的实在，她的人生态度是实际的，无害于他人的自私的。
因此她能清醒地去观赏落日黄昏，体味出兵营喇叭声中的人生苍凉，并于绵绵细雨中获得一种心灵的愉悦。这种愉悦、体味、观赏，与她来自稿费的愉悦，对甜点，冰淇淋的品味，和各种五色绸缎的观赏的愉悦性质是一致的。张爱玲的审美标准里，没有雅俗之分，很雅的东西经她透视也能见其俗；很俗的东西经她的把玩却能品出无限风情。比如小报，张爱玲因有一段时期同父亲住，父亲的房间里皆是各种各样的小报。
她从小报中看到生活的具体和颜色，体味出生命的律动和鲜活。张爱玲是属于大雅即俗，大土即洋的风格的。
张爱玲成名后，由于经济富足，精欢畅，声名成功，使她能够充分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做人。而这些令平常人看起来不免要吃惊的意愿，却是她用自己不幸的童年打磨、织就的。因此，这里面既有天性的成分，也有后天陶冶的成分。这种先天与后天的因素合成，使张爱玲首先是一个“传”性的人，并有“传”式的故事，才用生命写出了一本连贯着历史与现代文化的文学精品《传》。
在张爱玲走红的时候，一位特殊的读者因读了她的小说而起仰慕之情，并随后结下了一段世姻缘。这位读者并非一般的小说爱好者，而是在当时的汪精卫政府任宣传部副部长的胡兰成。张爱玲看人看事有独到的清醒与深刻，而对自己的情感，却身陷其中无力自拔。也许就是因为她与胡兰成的这段姻缘，使误解者对她一再误解，使遗忘者将她坦然遗忘，胡兰成给予她的，也是伤害多于幸福。她为这段婚姻不仅付出感情代价，也付出了政治代价，使她的政治生命一直处于不清不白之中。以后她去美国的深居简出，也与这段经历的影响有关系。
胡兰成，又名张嘉仪，浙江嵊县人。生于一九六年。21岁时，到北京，在当时的燕京大学副校长室担任抄写文书工作，也曾旁听过几门功课。北伐战争时回到家乡，在杭州中山英文专修学校教书，两年后又转到萧山湘湖师范教书。后发妻玉凤病殁，后来去广西，走百色，下柳州，总共做了五年教员。
一九三七年三月，胡兰成到上海任《中华日报》主笔，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时期，他先是被调到香港《南华日报》任主笔，用流沙的笔名写社论，同时还供职“蔚蓝书店”。因为他的政治观点历来亲日并激烈，从此得以与汪精卫政府里的人接近，并曾得到过汪精卫亲信的慰问。汪精卫组织伪政权时，便把胡兰成做为干部重用，被人称为“公馆派”分子，胡兰成曾任伪宣传部次长，伪《中华日报》总主笔，该报设“社论委员会”，委员为周佛海、林柏生、梅思平、李圣五等人。
从政治倾向上看胡兰成，此人系职员出身的文人，政治观点一贯亲日主降。但因其长期从事文字工作，并舞文弄墨，故而性情风流，并有“名士派”作风。当他在《天地》月刊读到张爱玲的文章时，便不由得称声叫好，耳目为之一新，马上向苏青要了地址，前去拜访张爱玲，并一见倾心，双双落入情网。
胡兰成长张爱玲一十五岁，又经历人事沧桑，略有才华，加之性情别致又别趣，因此颇能读懂张爱玲的人和文。后来，胡兰成为张爱玲写了一首诗，此诗颇能道中张爱玲的心事，于是张爱玲也回信：“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从此信始，两人关系日渐亲近，天天坐谈文学艺术。
胡兰成此时尚在南京伪政府，但每月总要回上海住上八九天。每次回上海，不回家，却先去看爱玲，踏进房门便会自然地说：“我回来了。”要到黄昏尽，才从爱玲家走出，回自己居住的美丽园家里。其实，无论是年龄、经历、观念，甚至审美观，胡兰成都有别于张爱玲。他们之间有着许多区别和不同，如张爱玲的自私、冷漠，不多愁善感，恰与胡兰成悲天悯人、恃才傲气，形成对比，有时竟如冰炭般鲜明。两人的交谈轮回转换，日月风云，由历史到戏文，由艺术到起居，呈万花筒般在两人的对话里旋转。这对于他们都是第一次，爱玲是第一次恋爱，胡兰成是第一次与一个集大雅大俗于一身的女才子恋恋有情，因此新鲜与欢快充溢在两人的交谈之间。张爱玲其实是将其小女孩般的玩物及其老年人样的成熟全搬出来给胡兰成看，使胡兰成在选看时常要觉着诧异与不安：如此幼稚又如此老道，如此零碎又如此庄严。他完全被张爱玲人事所迷住。此时的胡兰成已是有家室之人，但胡兰成从来是没有是非界线的，他只是任情与张爱玲发挥他的小聪明，使张爱玲愈来愈沉浸在对胡兰成的好与喜欢中。后来，胡兰成的夫人因此而与胡离婚。
一九四四年，在张爱玲创作的顶峰时期，张爱玲与胡兰成签订婚约，文曰：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实安稳。上两句是张爱玲撰的，后两句是胡兰成撰，由炎樱旁写为媒证。
结婚后的生活亦如从前般浪漫而又平实。胡兰成与张爱玲的最大享乐便是夫妻双双享用着文学与艺术。他们滋滋有味地品尝诗词佳句，西洋华章。他们并坐看《诗经》，闻佳句而举座皆喜；黄昏看晚景，谈时局而惜良辰。两人在谈完古诗篇章后，照样喜孜孜地去西洋糕店铺实在地品尝点心，具体地生活着。
这样的短暂相处，确实曾经激发过张爱玲的想象力。在两人相处言谈的日子里，张爱玲论事论物，皆有回春妙语，精譬喻。有一回，胡兰成想要形容张爱玲行坐走路，总是没有好句。张爱玲代他道：“《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胡兰成说“淹然”两字好，要张爱玲细说，张爱玲又道：“有人虽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滴水不入，有人却像丝棉蘸了胭脂，即刻渗开得一塌糊涂。”又有一回，两人谈到张爱玲的文坛好友苏青，张爱玲又做了形容：“苏青的美是一个俊字，有人说她世俗，其实她俊俏，她的市俗也好，她的脸好像喜事人家新蒸的雪白馒头上，上面点有胭脂。”
由于当时抗战节节胜利，沦陷区的上海眼看可见收复，为汪精卫政府做事的胡兰成预感到末日将至，便对张爱玲说：“我必定逃得过，惟头两年里要改姓换名，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亦必定我得见。”张爱玲又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后因时局发展，胡兰成到武汉，创办《大楚报》并撰社论，还拟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创立“大楚国”，但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很快投降，没有办成，而成为文化汉奸，政府通缉的战犯。在此期间，他曾与一医院护士周氏女子往来频繁，关系暧昧。此为一个契机，在张爱玲与胡兰成之间存下小隙。
一九四五年，日本侵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胡兰成成为政府通缉的要犯，改名为张嘉仪，逃避于杭州、温州一带，每日以闲适度日。张爱玲曾来温州探望胡兰成。胡兰成对此也略有不快。胡兰成在张爱玲住温州期间，常携已在温州同居的女子范秀美前去探望爱玲。张爱玲在温州期间，胡兰成也并不掩饰他与范秀美之亲近，只因爱玲心事正大，从不往小处想，故尔也没发觉。这次张爱玲是想与胡兰成谈他与武汉小周的事情。她提出要胡兰成在她与小周之间有个选择，胡兰成不允，在此时，他仍旧想保持他的名士风度，想要别致地平两地之情，身拥秀美，做三方元首。而张爱玲却第一次责问他：“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胡兰成言他与小周相见无期。张爱玲因叹道：“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后来，胡兰成也回上海看望过爱玲。但从此两人便有了口角。最初仍是为武汉的小周，后来胡兰成又告之了范秀美之事，张爱玲伤心之极，与胡兰成语言成牾，轻易不肯流泪的她也为此伤心落泪。送走胡兰成又几月，张爱玲给胡兰成去一信，曰：“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
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
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的。“信中”小吉“是”小劫“的意思，由此可见张爱玲在这种时候仍重夫妻情份。从此便了结了一段世姻缘。不久后，胡兰成与范秀美结婚。后又逃亡日本，在日本撰写回忆录《今生今世》，又在日本与大汉奸胡世宝的遗孀余爱珍结婚。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一段婚姻，恰发生于国土沦陷的乱世。
正如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婚姻，是成就于一个城市的毁灭一样。张胡之恋，亦如乱世佳人般虽透着迹般的传性，但终会因其根基的沙砾之散而不能长久。所以，一旦天下太平，这样的世姻缘也随之瓦解，只留下一段不够醒目的“传”。人们对张爱玲的政治态度，也常常追究于这一段婚史，这当然是个人感情的私事。但在平时的活动中，张爱玲还是守住了一条界线，一九四五年当“第三届大东亚文学会议”在报纸上登出张爱玲的名单后，很少受舆论影响的张爱玲也特此登报声明：“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这段文字足以见出张爱玲对此事的郑重其事。这说明，她对自己参加的活动具有什么性质是清醒的，在她心中，是守住了一条是非界线，在这一点上，她不同于胡兰成，不能因为她与胡兰成的一段婚姻而将她等同于胡兰成。她不过用自己的方式来对待政治。
第三章 苍凉的美丽自一九四五年以后，张爱玲虽还有新作出现，但已不像前两年如喷泉般文思畅涌。“内外交困的精综合症，感情的悲剧，创作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就像放电影断了片。”但这一时期，张爱玲仍旧写了不少作品，主要小说创作是《留情》（一九四五年二月）、《鸿鸾禧》（一九四五年）、《华丽缘》（一九四七年四月）、《多少恨》（一九四七年）、《相见欢》《浮花浪蕊》（一九五年），还曾用梁京的笔名在上海《亦报》连载了长篇小说《十八春》。这些小说的技巧更见圆熟，小说内容虽然亦是一样的男欢女爱的残缺的爱情故事，但从中可见小说人物的传色彩正逐渐减弱，而笃实、平稳的人生一面更加突出。《十八春》这部长篇小说，虽然亦写的一个令常人难以接受的姐姐合同姐夫陷害妹妹的传故事，但人物内心活动的幽怨与沉静，在生活绝望处的身毁心不毁，都或多或少地染上一些作者愈加成熟世故的色彩，人生在张爱玲的笔下愈发见其直突，以至小说一经连载便引起一阵轰动，有个跟曼桢同样遭遇的女子，从报社探悉出张爱玲的地址，竟寻到她的公寓里来，倚门大哭，使张爱玲感到手足无措。幸好那时她跟姑妈一起住，姑姑下楼去，好容易将其劝离。从技巧上看，这一时期的小说不如前二年走红时的小说机俏、华丽，但笔锋更显成熟老道。这与初时张爱玲下笔处所见到的“狂喜”有所不同。张爱玲曾说，她写作时，非常高兴，写完以后简直是“狂喜！”确实如此，在张爱玲的初期作品里，字里行间皆可见出作者用词的聪慧的欢喜。
每每在文章中，便能见出作者用笔时的愉悦与喜气，丝毫不见沾滞。而本时期的作品，这种欢喜已过，苍凉而廓大的人生背景已不是带喜气的词汇所能描摹的。她只是随着笔锋的游走，活现出人生背景上挣扎着的平凡魂灵。
除此外，这一时期她还写了电影剧本。一九四五年初，张爱玲将中篇小说《倾城之恋》改编成话剧，在上海公演，颇受观众欢迎。此后抗战胜利，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姻破裂，处于转型期的张爱玲，又写了《不了情》、《南北和》、《太太万岁》等电影剧本。新中国成立以后，除长篇小说《十八春》和中篇小说《小艾》问世并染有一定的时代气息，略着亮色，张爱玲在大陆再无新作问世。
一九五年七月，张爱玲参加了上海市的第一届文代会。
这是夏衍同志的邀请。老作家夏衍是张爱玲小说的读者之一，抗战结束后，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一九四九年以后，又是上海文艺界的一号人物，出于爱才，夏衍曾准备邀请张爱玲做编剧，但因张爱玲较为复杂的名声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张爱玲，张爱玲已远走香港，成为后话。张爱玲出席上海第一届文代会时，衣着典雅、色沉静，仍旧不爱与人交谈。她坐在会场的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有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沧桑感。一九五二年，张爱玲写信到香港大学，问是否可以继续读完因战争中断的大学，香港大学来信言可。于是，张爱玲离开上海到香港。夏衍听到此消息是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至此，张爱玲在人生的旅程上，完成了她的大陆生涯，留下传世精品《传》与《流言》，并一段短暂姻缘，又开始了她的旅外生涯。对于四十年代“横空出世”的张爱玲来说，她的创作高峰仅有两年，精品也仅有几部。由于她的别才别趣，又没有要成就大业的雄心，又由于现代文学较丰富的文学内容，还由于解放后的种种运动都使文学与政治紧密联系，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上如同流星划过，不曾在大陆得到过更高的重视。以至到目前，即使是对现代文学史很有研究的学者们，其中也有不少人仍认为张爱玲仅是一个三流作家。从政治倾向上来看张爱玲，她是入不了“流”的。如柯灵所曾经替她安排过，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主流是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主流是阶级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主流是抗战文学，除此以外，皆不能入流。扳着手指算算，偌大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是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让她大显身手地肆意挥洒对文学的狂喜的享用。这享用也未必不是一种对文化遗产的享用和对廓大人生的享用。于是，种种原因，张爱玲的文学生涯只有辉煌的两年鼎盛期，亦是命中注定。但对张爱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的评价，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历史终会做出结论。
自一九五二年张爱玲到香港后，先是供职于美国新闻署的香港办事机构。之后，奉命为《今日世界》杂志写了两部长篇小说：《秧歌》、《赤地之恋》。这是两部思想倾向十分偏激的反共作品。
《秧歌》写的是农村题材。一个在上海帮工的女工月香，回到农村的所见所闻，皆与事实不符。“土改”后的农民们，虽然拥有地契而喜悦，但仍然不能维持温饱。以至被逼给军属交钱拜年，而闹成夫妻争死，放火烧仓的悲剧。很显然，这种题材不仅是张爱玲所陌生的，从根本上也是捏造与歪曲的。
离开了真实性的“传”，除了虚假和苍白，是没有艺术生命力的。《赤地之恋》亦如《秧歌》般是出自思想意识的片面而命题作文的。小说写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件大事，从“土改”、“三反”直至“抗美援朝”，而这三次重大运动，在张爱玲的笔下，皆为“出卖”
农民，“出卖”学生和知识分子，“出卖”基层干部的幕幕骗局。对于这种政治倾向性的小说，张爱玲显然是捉襟见肘，她仅是体习了一下旧艺，结果连自己也给予了很低的评价。张爱玲的解释是《赤地之恋》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因为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还有什么地方可供作者发挥的呢？《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于虚伪，描写的人、事、情、景全是凭空捏造，因此，便无艺术可言。所以，张爱玲应召而作的两部长篇，不幸被迅雨的话所言中：“迹在中国不算稀，可是都没有好收场。”
但因为这两部小说，尤其《秧歌》，张爱玲却认识了胡适，并因此结下了友谊。
在香港期间，张爱玲深居简出，连旧时文坛之友也不会见，社会上的传言也少，她已还原为一个平实的居民，默默无闻地生活在曾让她经历战事的香港，在“太平盛世”的生活里，却没有传性的新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