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爱玲又是一个十足的女孩。她的母亲美丽时髦，常爱做许多衣服，父亲免不了嘀咕：“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小爱玲却在母亲试新衣时，仰脸细瞧，羡慕万分，简直有些等不及要长大。便发出了小女孩般的女性宏愿：“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
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个新派女性。她对张爱玲的影响是一种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尽管童年时她并没有给小爱玲多少母爱，唯一表示母女之情的却是在她睡醒时，将小爱玲抱至她的被上，让还不太省事的爱玲背唐诗，认方块字。于是，就在铜床边，锦被上，张爱玲开始了她的识字生涯。
后来，母亲与姑姑一同留洋学画，爱玲便独自在大宅中看着另一出生活。父亲将早已在外娶留的姨太太接进了宅门。
小爱玲便在一派大观园似的歌舞升平，风月欢场里长到了八岁。
八岁那年，她随家搬到上海，母亲也由法国赶回。父亲决心痛改前非，遣走姨太，戒掉鸦片，父母重归于好。这段时间里，母亲的西式教养给了小爱玲很大的熏陶。“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受过西洋教育的母亲期望将女儿教育成洋式的淑女风度，教爱玲画图画，配色，还弹钢琴学英文，培养书卷般的伤感，为一朵夹在书中的花而哭泣，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而欢笑。
这是一段完美的家庭生活，只因极其短暂，而留给了张爱玲童年中最美好的记忆。
终于，父母因不和协议离婚。母亲又独自去了法国。张爱玲又跟着父亲一并回到了那个如同老式旧棉靴样的温暖却又滞旧的家庭环境里。这个家庭里不再有异的西方文化的鲜活，只有东方文化中厚重沉沉的鸦片，教“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连整个空气都是懒洋洋灰扑扑，缭绕在鸦片的云雾里，各式小报散乱地摊在房间的各个角落，交谈的是亲戚间的笑话，整个是一杯下午的陈茶，在淡而无味的感觉里，有一种沉下去的昏睡的慵懒。这样的陈旧生活，使曾经受了母亲开明熏陶的小爱玲有了分外触目的感觉，这种感觉一直影响到她的后来，并由她的天才之笔，转绘到她那些成名的小说里。
在这种旧式的生活里，小爱玲苦闷异常，她常凭窗而望，思想却兀自为自己安排了远大的前景：“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这样的前景，无疑是既浪漫而又实际，远大而又具体，从中可见张爱玲思想中平实而又峻峭的两面。
在上海读中学时的张爱玲，已是颇具才华早熟的女学生。
她的写作生涯最初应是在七岁左右。写的是一个无题的家庭伦理悲剧，一个小康之家里发生的姑嫂相斗又相杀的故事。写至一半便不写了，又另起炉灶写一篇历史小说，开头便是“话说隋末唐初时候”，用的是一种旧帐簿上的空页，簿子既宽又短，分成上下两截，淡黄色的竹纸上印着红条子，煞有其事。这小说得到了亲戚的喝彩：“写起‘隋唐演义’了。”
张爱玲因喜欢那个轰轰烈烈呈橙红色的时代而写，并没有更深的目的。九岁时，便开始向报社投稿。第一次得的稿费是投了一幅漫画，给英文大英晚报，得了五元稿费。大人们让她买些本子、字典等留作纪念，但爱美任性的小爱玲便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后来又因为家庭的苦闷，心绪的低沉，在十二、十三岁时，又写了一篇名叫《理想中的理想村》，用以寄托她梦幻的理想。虽然这些小说不免受当时所谓新台阁体——言情小说的影响，但从中可见张爱玲的文笔已是十分明丽与畅达：“在小山的顶上有一所精致的跳舞厅。
晚饭后，乳白色的淡烟渐渐地退了，露出明朗的南国的蓝天。
你可以听见悠扬的音乐，像一幅桃色的网，从山顶上撒下来，笼罩着全山“
小学读书时，张爱玲还写成手抄式小说，在同学中传来传去。写的是三角恋爱的悲剧。
女主角叫素贞，和她的情人游公园，忽然有一只玉手在她肩头上拍了一下，原来是她的表姐芳婷。她把男朋友介绍给芳婷，便酿成了三角恋爱的悲剧。素贞愤而投水自杀。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与她十几年后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十八春》中的女主人公名称、性格、命运皆有相同处，说明了张爱玲做小说的天赋。
张爱玲小学就读于上海黄毛小学，中学就读于上海圣玛丽亚女校。这一时期她跃跃欲试于文学创作。她的国文老师汪宏声，是一位颇有些国教之道的教育家，在教会学校当局普遍轻视国文的情势下，仍旧重视国文训练，尤其注重作文。
于是，与其说张爱玲是他的得意弟子，不如说正是他的诱发，从根本上唤起了张爱玲潜在的文彩韵，挥洒出她最初的华章。第一篇作文《看云》，汪先生便发现了张爱玲的才气，极力赞誉她的才情。但张爱玲却是默默地做一个本分而且有些懒惰的学生，“精长期的萎靡不振”。每每教师问及课卷及其它事，她总是双手一摊，迷迷糊糊地说：“我忘了。”
但这并不影响张爱玲的文章名气，教师们也理解了爱玲是因为家庭的不幸才变得如此沉默。
这一时期，张爱玲在校刊《国光》上发表了习作：小说《牛》，历史小说《霸王别姬》，以及一些书评、论文。她自己也开始涉猎她所喜欢的作家名著。
在当时，她最喜读张恨水的通俗小说，并为此常与喜欢读张资平小说的同学辩论。受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熏陶，十四岁那年，张爱玲写了一部长篇的纯粹鸳鸯蝴蝶派的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订成上下两册的手抄本。回目是父亲代拟的，碰到父亲情绪好时，他也颇喜欢与爱玲闲谈。共计五回：“沧桑变幻宝黛住层楼，鸡犬升仙贾琏应景命”，“弭讼端覆雨翻云，赛时装嗔莺叱燕”，“收放心浪子别闺园，假虔诚情郎参教典”，“萍梗天涯有情成眷属，凄凉泉路同命作鸳鸯”，“音间浮沉良朋空洒泪，波光怡荡情侣共嬉春”，“陷阱设康术娇娃蹈险，骊歌惊别梦游子伤怀”。开头是秦钟与智能儿坐火车私奔杭州，自由恋爱结了婚，但是经济困难，又气又伤心。后来是贾母带了宝玉及众姐妹来西湖看水上运动会，吃冰淇淋。
但行文运词却如出自“红楼”一家，令人惊叹爱玲熟读红楼到以假乱真的程度。而发表在《国光》上的《牛》又颇有新文学的风雅，描写了农村的贫穷却又田园的生活。《霸王别姬》却如出之壮士之手，其文笔老道，立意锐新，是后来许多写此类题材的文坛大家不能相左的。
中学毕业那年（一九三七年），张爱玲的母亲从国外回来，母亲的生活方式及其文化教养都是张爱玲心仪已久的。这使脾气暴躁的父亲不能容忍。恰逢此时，张爱玲又提出了留学的要求。对平时不甚言语的张爱玲来说，这无异于一次糟糕的讲演，父亲哪里肯听这番训语，便与后母一起“教导”爱玲。不久，为一生活小事，后母动手打爱玲时爱玲予以防卫，便遭到了父亲的毒打，并监禁在一间空房里。不仅丧失了自由，连生病也不让请医生。就躺在冰凉的床上，爱玲望着秋冬淡青的苍天，蓝色的月光，体味出颜色的杀机，时间的苍凉和生命的暗淡，幻想着许多逃脱的计划，像“基度山伯爵”、“三剑客”那样，像中国旧小说《九尾龟》里的情节那样，做了种种设想。终于，在快近阴历年的时候，一个隆冬的夜晚，她逃出了充满腐败气味的旧家庭。
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回到父亲家。在母亲家里刻苦读书，预备考伦敦大学。但过往的萧杀岁月却已像极热的铁烙，印在她早熟的心间，并使她从此珍惜人世间一切可以品尝到的舒适，并在品尝的同时仍抹不掉心底深处的悲凉。经过努力，考取了伦敦大学（伦敦大学那时在上海举行招生考试），因为战事，英国没有去成，而改入香港大学。
在香港大学，张爱玲共待了三年。
离开了父亲阴沉的旧宅，离开了母亲有许多清规戒律的洋房，爱玲感到了一种心身自由的舒畅。尽管复杂的家庭纠纷已使她的人生观蒙上了灰色，但她仍旧在同学中是一个沉默的女孩。但热爱生命，对世界充满了新与兴趣的爱玲却渡过了她生命中生动的一页。
香港是一个商埠，那里集中了殖民文化的浮华与喧嚣。爱玲的同学中，多半来自印度，马来西亚，英国以及欧亚混血等富足的华侨之女。她的同学中，有极聪明的印度女孩莫黛（后来成为张爱玲的挚友，张爱玲为她取名炎樱），有马来西亚华侨，在修道院读过半年书的金桃，会跳美丽平和的马来舞；还有纯洁的香港姑娘月女，每每担忧着被强奸的可能。这里的生活气氛轻松而又明快，张爱玲与好友炎樱常常沉浸在日常生活里具体的乐趣中，一起看电影，一起吃冰淇淋，一起去跳舞。张爱玲最初的留学日子里，充分享受着生命的精美。
但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张爱玲的志向，张爱玲在沉闷的家庭里曾悟出她的做人之道：“一个人假如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在这种人生观的影响下，张爱玲的学生生活充满了计划。她与炎樱随意任性的性格不同的是，读书十分勤奋，甚至到了发奋的程度。她天生的聪颖和后天的努力，以及她的早熟及其世故，使她在豆蔻年华便能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门功课总是考第一。甚至有一位先生对她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没有给过别的学生似张爱玲这样高的分数。张爱玲连得了两个奖学金，不是香港战乱爆发，她很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继续深造。在这样的发奋下，她的英文出之好，“好过中文”，她的姑姑也赞叹她是：“真本事，随便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学。”并非说她看内容，她是看里面的英文写法。于是她的英文写得流利、自然、生动、活泼。这为她后来回上海谋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张爱玲的同学中阔人太多，张爱玲更是沉默寡语，冷眼审视。她的社交范围不广，只是同好友炎樱亲如手足。经炎樱的介绍，她认识了几个人物，其中有一个嫁过几次不同人种的广东女子麦唐纳太太，这女人后来便成为《连环套》中的主人公霓喜，还有一个本分的英国教师，罗杰安白登，这便是《沉香屑——第二炉香》中娶了中国女孩的罗杰先生。因为此时的爱玲纯粹是冷眼旁观，这些人物给了她深刻的印象，他们好像活泼地嵌入了爱玲的脑海里。
香港大学三年级时，香港战争爆发。对于一帮沉溺于歌舞升平的富家子弟来说，不能够从更深的一层去理解战争。能够不理会的，一概不理会，在出生入死中只是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张爱玲在对这段经历的回忆时做了一个比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上打瞌盹，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
张爱玲却没有睡着。战争的种种恐怖都清晰地刻在她的脑海里。她经受过家事变迁，人情冷暖，但枪声炮火给予她的刺激却是空前的。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就躺在自己的身边，眼前穿梭般来去血肉横飞的人们，耳边是枪鸣炮轰，张爱玲的心收得更紧了，她把自己牢牢地关紧，处乱世于不惊，居险境于平和，竟在炮火中又重新读了《官场现形记》，仅仅担心的是能不能够读得完。除此之外，便冷眼观察乱世中的人生，此时的人生如同唐诗所形容的“凄凄去亲爱，淫淫入烟雾”。许多人耐不住这空虚和绝望，而急急结婚了。张爱玲亲眼目睹了一对男女在空袭中却要借车子去领结婚证。望着并不十分“善眉善眼”的男人和亦不超凡出众的新娘，爱玲的思绪总是围绕着“生命到底是什么？”反复思忖着。也许在此时，她已孕育出几年后震惊文坛的杰作《倾城之恋》。
休战后，张爱玲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她自己追忆着自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有良心的看护。她对病人的态度冰冷，因为看到生命在他们那里受难。受难的生命在张爱玲那里从根本上是不容的。她理念中的生命，应该是享用，各种各样的，从颜色到味觉，都应如此。然而现实中的生命处处是受难，她见过在战争中只剩下饮食男女这两项本能的大学生，看见了战后人们食欲的变态享受，使香港成为空前的美食城，看见了刚经过战乱就开女学生玩笑的日文教授，她终于得出结论：“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
‘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
这一段香港大学的留学生活和战事，为张爱玲走上文坛准备好了良好的思想基础。这一期间，她像一株正在吸收养分的青竹，各种各样的养料她皆能消化，以丰富自己不多的阅历所总结的经验。她总是特的，特地认为：“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从张爱玲以后创作中可以看出，这样的一段生活，是让她“高兴”了良多时辰的。她不久的文坛盛名，便是从这片“脏”与“乱”中拨节而出的。
一九四二年，张爱玲从香港回到上海。上海文坛从此捧出了一颗耀眼的新星。
第二章 出手不凡1从香港回上海的船上，张爱玲与好友炎樱一起想象着上海的繁华与刺激。上海，这个被称为“东方冒险家的乐园”，一直给张爱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从前居其间时，她还不能独立，没有充分的自由去投入，精的自由和经济的自由。如今，她认为她已有能力，首先在精上就能投入进去享用它。她因为喜欢上海而有些迫不急待地欲想拥抱它，她觉得也唯有在上海，才能恢复她成为特别的人的自信和勇气。
初回上海，张爱玲与她的同母亲一样留过学性情别致的姑姑住在一起，在当时的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192号公寓六楼。为谋生，便开始“卖文”生涯。最初卖的是“西文”，给英文《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又替德人所办的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写文章，写一些关于《中国的生活与服装》之类的关于传统文化的文章，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张爱玲对传统文化中的服饰、戏剧、音乐等都有很深的造诣。在此之前，还给《西风》杂志写了一篇征文《我的天才梦》，得第十三名名誉奖，被人们认为此文是她的处女作，其实在此之前，她已用多种文体写过文章，只是阅历不深，还没有成气候。但《我的天才梦》恰好成为张爱玲成气候的预兆，她将自己早熟早慧的苦恼，用精而又华美、精练而又繁蔓的笔触娓娓道来，成为一位天才作家的提前告白。她写道：“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退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外，一无所有，七岁时我写了第一篇小说，一个家庭悲剧，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刻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在一间屋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
总而言之，在现实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噬性的小烦恼，生命只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生命只是一袭华美的袍，“一个极其精美的比喻，预示了张爱玲的文坛生命，也将张开她华美的羽翼。
一九四三年初春，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张爱玲经亲戚园艺家黄岳渊先生介绍，访问了刚在上海复刊的《紫罗兰》的主编周瘦鹃先生。周瘦鹃系“礼拜六派”小说的代表作家，写作之余，酷爱园艺，时常去园艺家黄岳渊的园内游憩，与黄友情甚笃。当张爱玲毕恭毕敬地交出了她的两部新作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时，周瘦鹃仅看标题就引出了兴趣，读毕便出声赞叹，声声叫好，一眼瞧出与英国毛姆的小说堪媲美，并决定两篇皆用。自此时，张爱玲，一个天才的女作家在一九四三年的上海文坛，横空出世了。
《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由《紫罗兰》创刊号和第二期刊登。这是两部关于香港的故事。
这仅是一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和地点，但实际上，从“第一炉香”里我们便可发现张爱玲在选材方面的特性和固定性。她写了一个改“良”为“娼”的故事。一个来自上海的善良、美丽却又小心小眼充满了女性虚荣的女孩子，受到姑妈梁太太和浪荡公子乔琪的诱惑，为了能够进入外表华美实则阴湿的香港社交圈，能够拴住她明知是恶棍却又不能不爱的丈夫乔琪的心，自甘堕落，终于毁灭。似这种遇人不淑的题材是老而又老的话题，但张爱玲的出之处是写出了薇龙自甘堕落的自觉和无奈。张爱玲这篇小说的精工绘制、迷朦意象，似古实雅，美艳如初出升日的文笔，却出手不凡，立即引起了文坛的轰动和惊叹。“第二炉香”陈述一个淑女因性开化过晚而给一个英国绅士带来悲剧的特故事。她用老道得几近冷漠的手法，写出了一个纯洁得没有性意识的中国女孩愫细是如何用她的处女扼杀了一个正常而又健康的男性。张爱玲冷静地陈述了一个在当时文坛也应算出格的事实；对一个健康人的性的扼杀，实则便是对他生命的扼杀。一个最纯洁的女孩子，或许因了纯洁而做出了最没有人味的脏事情来。从“二炉香”看张爱玲的初入文坛，便可见正是因为她希冀、健康、正常的人生，才用她如椽笔道出了人生中的不健全和变态。如果说，最初的“二炉香”还仅是显示了张爱玲驾驭文字甘畅，叙述故事丽的才华，而接下来的一年里，她一发而不可收，青云直上般地坐到了上海文坛金字塔的顶端。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的时间里，她发表了小说《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封锁》、《金锁记》、《琉璃瓦》，后来又继续发表了《年青的时候》、《花凋》、《创世纪》、《连环套》、《红玫瑰与白玫瑰》、《殷宝滟送花楼会》、《等》、《桂花蒸，阿小悲秋》等小说。同一时期，她还写了大量巧旖旎，文美辞华的散文杂谈，主要有：《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它》、《公寓生活记趣》、《更衣记》、《道路以目》、《必也正名乎？》、《烬余录》、《谈女人》、《走！到楼上去》、《有女同车》、《童年无忌》、《论写作》、《造人》、《私语》、《炎樱语录》、《谈跳舞》、《谈音乐》、《自己的文章》、《姑姑语录》等等。
在张爱玲的这些作品中，最能代表她的风格的当数《倾城之恋》和《金锁记》。《倾城之恋》是写一对精明过份的男女是如何在爱情上锱珠必较，功利全局，最后却因香港的沦陷而成全了那份世故的婚姻。这是一部香港式的“传”故事，却深刻地反映出乱世中的人情全然没有些许纯真，使人性得到稳定和规范的竟是险而又险的“传”力量，这部小说对人性冷漠的描写令人震慑，仿佛出自一个饱经沧桑的大家之手，其艺术之圆熟，语言之精美堪称中国现代爱情小说中的经典之作。《金锁记》是写一个大家庭的寡妇曹七巧是如何被金钱的枷锁锁住一生，并用这把枷锁砍杀了自己的至亲至爱。这是张爱玲最喜欢的小说，以后也曾以此为基础重新写了《怨女》。这部小说女主人公的变态心理，被作者描绘得入木三分，苍凉无比。人性被经济、情欲的力量能扭曲成人不人，鬼不鬼的生存形态，也是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唯一。于是，在以后的评论中，这篇小说被赋予了最高的赞誉：“我们的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张爱玲的横空出世，虽是实至名归，归功于她自己，但在当时能造成一种轰动效应，与一些杂志的轰抬有关，主要是造成新闻效果。而一些进步杂志和进步作家，对张爱玲却是真正地爱护和关心。《万象》杂志是较突出的一个。当时的主编就是柯灵。一九四三年七月，当张爱玲的最初两篇小说问世后，她带着另一篇小说《心经》来找柯灵，此后《万象》给予了她最大的扶持。由于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不少爱国文人通过柯灵婉言相劝张爱玲不要急于发表作品，郑振铎希望她写了东西存起来，暂时不要发表，原因就是她发表作品的有些刊物，政治上是不干净的。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但张爱玲却很坦率地回绝柯灵，主张“趁热打铁”，也一应她“出名要趁早”的念，愈发美文铺地，玉珠满盘。上海在一九四三年的流行杂志里，都可见张爱玲的大名，真可谓名噪一时。
一九四四年九月，张爱玲的小说结为《传》出版，共收小说十篇，凡二十四万字。一九四五年初，散文集《流言》出版，共收散文三十篇。一时间，《传》《流言》成为上海文化界最畅销书，出版发行后第四天便脱销。《流言》也是一版再版，一时成为洛阳纸贵。
人们纷纷传阅、纷纷议论，张爱玲由红变紫，实现了她要成为名人的宿愿，在《传再版前言》里，她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向世俗宣告她对出名的享用：“啊，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因为“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惘惘的威胁”。
张爱玲，一个才华横溢的才女，几乎是一夜之间横空出世，华彩夺目，被称为一个“迹”，也似一个“传”，成为上海在沦陷时期最为醒目的一位作家，也使张爱玲的个人生活从此有了根本的转变。
张爱玲成名后，社会给予了最大的宠幸。尤其《杂志》编辑部连连举办座谈会，讨论《传》的艺术价值及其魅力，从结构、特色、氛围等等方面，给予了极高的赞美。随之，张爱玲的社会活动频繁起来，时而参加女作家的座谈会，时而参加艺术家欢迎会，讨论会，并结识了文坛女友。如：与她同时走红的苏青、潘柳黛，艺术家崔承喜等。
在一片赞美之声有加的金色氛围中，有一篇署名“迅雨”的文章，发表在张爱玲经常发表小说的《万象》杂志上。
时值一九四四年五月，张爱玲最红的时候，这篇文章中肯地评述了张爱玲的创作实绩，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流露出的一味追求技巧的端倪，成为在当时甚至现在亦很有见解和力度的批评文章。“迅雨”是艺术家、翻译家傅雷先生的笔名，文章认为：在这样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张爱玲小说的出现给人以突兀和迹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