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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侏罗纪公园》和《辛德勒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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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这部影片与《辛德勒名单》在结构上非常相似。仅仅通过一种既定公式、传

统习惯和民意测验,加上一些起研磨作用的“石块”,斯皮尔伯格就能够“消化”

所有的主题,尽管这些“石块”比起其他故事因素来说效果更好。肯尼利说:“斯

皮尔伯格对辛德勒的那种暖昧态度非常欣赏,这是他所喜欢的男人的一种特有气质,

就是那种自相矛盾的气质,即流氓与救星、恶棍与援助者的混合体,这种人也许对

自己的妻子很不好,但对成千上万的陌生人却很好。”但是,这种矛盾的个性无助

于刻画人物,斯皮尔伯格发现了书中的这种反差,他在该片中对这方面做了许多限

制。

斯皮尔伯格和观众最需要得到的回答是:是什么使辛德勒从精明的投机商一夜

之间转变为无私的施主的?这个问题就像查尔斯·福斯特·凯恩在《公民凯恩》开

头不满地提到的“玫瑰花苞问题”一样令人困惑。具有神学背景的肯尼利,感觉这

个问题无需着急去解释。这种事情发生了,人们就会毫不怀疑。私下里,肯尼利似

乎感觉辛德勒有些发疯了,而且他的心理变化是无理性的,或许人们宁愿给他一个

玄妙的解释:超脱。斯皮尔伯格很明白他的观众需要一个更有依据的解释。“这不

是一个英雄,我认为不是。”斯皮尔伯格说,“但他做过一些好事,那正是他的魅

力所在。”这部影片也许暗示了观众,他对权力概念的迷恋与幻想,正如辛德勒向

高斯解释的那样,当你把一个过着罪人生活的皇帝杀掉后,他会释放出更大的影响

力。然而,最终,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因为辛德勒自己从未回答过这个问题。

就在揭示辛德勒这个人物的实质的时候,这部影片没有过多地解释“玫瑰花苞

问题”。早晨,克拉考犹太人居住区被毁灭了,那里的居民被送往高斯的集中营,

辛德勒带着他的情人也骑马离开了。从这个城市的恐惧气氛中,他们看见士兵们在

残忍地翻腾空房子,向抵御的人们开枪,把剩余的人驱赶到卡车上。一个小女孩表

情呆滞地穿梭在这恶梦般的景象中,不被任何人所理会。斯皮尔伯格通过给她的上

衣着上一些红色突出了她的形象,这种从视觉上把一件事情夸大得如此恰如其分的

手法,使本来十分老套的内容也令人感动。没有人注意到她溜出了大门,这场戏本

该在这里结束了,但是我们看见她爬上了楼梯,藏在床下,这以后,在一辆装满尸

体的手推车里有一个红儿向人们揭示了她的命运。

我们推断辛德勒的灵魂已经被他决心营救犹太人的计划所烫灼。大卫·里恩对

这件事的看法是,斯皮尔伯格所做的肯定与载里恩一样多,他确信这一场戏是在两

人去波兰参观后在飞机上写的,这场戏是他们两人的契合。3、4页关于犹太人居

住区的状况的描写很快发展到30页,斯皮尔伯格用大量的史实编写着出现在这本书

中的每个人的命运。

里恩的手法甚至比斯皮尔伯格拍摄辛德勒的反应时所用的手法还要简明。《日

瓦戈医生》中有一个与《辛德勒名单》相似的镜头,当医生尤里·日瓦戈看到沙皇

独裁者的马队砍倒了示威游行的人们时,里思把镜头推到了奥玛·沙利夫的脸上,

使我们感觉到他极为痛苦。在拍摄《阿拉伯的劳伦斯》时,他在彼特·奥土尔身上

使用了同样的手法,为了营救反抗阿克巴的探险队,他处决了一个人并且发现他乐

于接受这一命运。在这两个例子中都有一些关于性的表现。里思让沙里夫去想像当

他见到屠杀的情景时,他的感觉应该是既要跟女人做爱又要克制自己的情欲。而辛

德勒也是这样,他与他漂亮的情人在一起,在马背上似乎比在行进中更让他感到刺

激。他和高斯都被色情和暴力所吸引。纳粹高斯很随便地从集中营楼上的公寓里用

来福枪枪杀犯人,面对象无疑多是女人,这与辛德勒站在他工厂的楼梯上估价着那

些乞求他保护的妇女们的作法一样,除非她们很美,否则她们是不会通过这道门的。

拉尔夫·菲纳斯,一位英国演员,曾因在英国电视片《一个危险的男人》中扮

演过阿拉伯的劳伦斯而引起斯皮尔伯格的注意,他扮演了高斯。犹太人本·金斯利

,一位曾因影片《甘地》而获奥斯卡奖的演员,成为理想的斯特思的扮演者。当这

部影片已经完全准备好开拍的时候,斯皮尔伯格感觉一些配角人物缺乏力度,于是

就在辛德勒的工厂里加了几个劳工的镜头,包括年轻的波尔代克·菲弗伯格。载里

思正在在导演他的第一部电影《寻找鲍比·菲舍尔》,由于太忙而无法对剧本做更

多的改写,特别是这类他毫不感兴趣的剧本。因此,斯皮尔伯格又打算把斯多波德

找来。斯多波德回忆道:

史蒂文给我看了这个改写稿,我认为,它极有可能还不如从前我读过

的那个剧本,因此我和载里恩都面临同一场战斗。史蒂文让我接过这个本

子,但它仍然是载里恩的素材。我打算将那些我认为没什么帮助的素材去

掉。在这个故事中有某些逻辑问题。我只是给史蒂文写了一封长信,指出

问题是什么,他们应该怎么样去做,为什么他们应该只留下某些内容,以

及某些变化不该发生。载里恩完成了他的那部电影,回到了《辛德勒名单》

的项目上,但它还是老样子。有一天他们都在克拉考,那儿有一场戏,史

蒂文从波兰打电话给我,我按照他的需要用了一夜时间,做了件小事。但

是,无论我与《辛德勒名单》这部影片牵涉几年,它也完全、绝对是载里

恩的剧本,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

斯皮尔伯格决定这部电影将完全在波兰拍摄,用一位波兰摄影师乔纳兹·凯明

斯基和一位波兰制片人布兰克·鲁斯提格,后者本人是奥希维兹集中营的幸存者,

曾被纳粹连续提审过多次。为设计制作,他雇用了阿兰·斯塔斯基,他是一位波兰

人,曾为安卓泽依·瓦依达工作过,他曾因拍摄《索菲的选择》而赢得了好莱坞的

承认,这部影片是根据阿兰·帕库拉的剧本拍摄的。与以往从捞回第一块美元起就

开始享受利润的惯例相反,斯皮尔伯格告诉施思伯格,“在你那些家伙把花销挣回

来之前,我不想得到任何钱。”由于他期望这部电影超过3小时,又用了一个基本不

知名的演员,而且调查报告显示出美国高中学生,这些占他最基本观众的60%的人,

从来没有听说过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行为,因此,没有人对这部影片的利润有太高

的期望。

1993年2月,斯蒂夫·罗斯的纪念仪式在卡耐基大会堂举行。女高音歌手贝弗莉

·西尔斯是这个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纪念活动的节目主持人。在会上,纽约当时的市

长戴维·迪思金斯、前任的纽约市政府官员休·凯里、来代表父亲杰克的卡罗琳·

兰格及法国文化部长都发了言,斯皮尔伯格也讲了话。

也是在2月,《侏罗纪公园》已经为获批准经营与该片有关的产品拉开了成功的

帷幕。逐渐地,与这部新电影有密切联系的软饮料、快餐、服装和玩具的生意,几

乎都像上座率一样重要了。环球电影公司和阿姆伯林公司取消了每个项目的6%至10

%的批发价。麦当劳还打算为《诛罗纪公园》发动一场具有史无前例规模的市场营

销。在纽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恐龙展厅里,参观者们吃着零食测览着,他们平静地

看着这些曾在电影上出现过、现在已被填上了肉的动物骨路,然后排队进入博物馆

的“依马科斯”宽银幕剧院崇敬地观看一些初期拍的胶片。

历时75天的《辛德勒名单》的拍摄工作始于3月1日。拍摄计划是从波兰的奥希

维兹开始的。斯皮尔伯格希望在这里重新修建一个原始的火葬场,安装上一些烟囱,

再用1500名群众演员当犯人。在现场周围,有一些给参观者看的警告牌,上面写着

“这里是恐怖事件与悲剧事件发生的地方。为了神圣的纪念,请你以适当的行为方

式,表现出你的敬意。”管理集中营旧址的世界犹太人联合会向波兰驻美国大使提

出了抗议,声称他们担心一部关于大屠杀的“迪斯尼影片”,会把奥希维兹变成‘

好莱坞的拍摄场’。事实上,真正的问题是程序和官僚作风:阿姆伯林公司已从波

兰政府那里得到了拍摄许可,而不是从这个联合会、博物馆管理部门或是其他什么

犹太人组织。斯皮尔伯格几乎能在没有任何带路人的情况下,去任何地方拍摄。但

是,奥希维兹对他有一种能驱魔避邪的重要意义,他不打算失去这种感觉。

在影片中,辛德勒贿赂高斯让他将1100名工人置于自己的监护下,然后租用火

车把他们运往捷克斯洛伐克。男人们安全地到达了,但是妇女却被转送奥希维兹,

去接受典型的屠杀方式,剥去衣服,剪发,聚在一起淋浴,这一切都将在到达后一

小时之内完成。辛德勒用钻石贿赂指挥官,以求能换回她们。(实际上,辛德勒花了

3个星期的时间才把她们救出去。)

这些场景的拍摄,对斯皮尔伯格来讲,是很不舒服的。当他通过摄影机的镜头

看他所拍的内容时,他哭了。他在提到淋浴那场戏时说:“这是恐怖、歇斯底里的

几个小时,我想我当时该做的一件事是告诉大家,‘停下来,我们的感情都太投入

了,不能继续拍了’。但是,我想迅速把它拍完,这对我们都很重要,我们在那个

恐怖的地方呆了3、4个小时,这对每个人来讲,都太可怕了。”为了保持他的精神

状态良好,他经常打电话给一位最亲密的朋友,罗宾·威廉姆斯。斯皮尔伯格说:

“他很能使我开心。这是一个特别好特别有效的药方。”

斯皮尔伯格在录制这部恐怖影片的同时还能监督《侏罗纪公园》的制作这个事

实,使人认为他的性情是同时代电影人中最变幻无常的。起初,他认为他顾不过来

两部影片,于是在剪辑《侏罗纪公园》早期拍摄的内容时,他请求理查德·阿坦伯

罗来拍摄《辛德勒名单》。在阿坦伯罗不在的时候,乔治·卢卡斯负责《侏罗纪公

园》的日常管理工作,为此在影片的片尾,特别提到了他的名字。

斯皮尔伯格为保留2个卫星讯道,每周付给华沙电视台150万美元,一是为画面,

另一个是为声音,而且每周还要为长期使用卫星地面接收器再付4万美元。通过卫星

地面接收器,他在好莱坞的工作人员可以把《侏罗纪公园》的材料传送给他。每个

周末和每星期一、二夜晚,他把恐龙的胶片转录到录像带上,与他的编辑迈克尔·

凯恩一起研究它;然后,在凯恩的坚持下,再在《辛德勒名单》上花上两个小时,

这样,他就能睡着觉也想着这部影片了。在《侏罗纪公园》剪辑时,斯皮尔伯格连

着3个星期天都去到巴黎,在那儿,当时已怀了他第二个儿子索耶的凯特一直与卡波

肖和斯皮尔伯格的家人呆在一起,并按时进行婴儿检查。6月,《侏罗纪公园》上演

并成为夏天最走红的影片这一事实,给了斯皮尔伯格的工作以最好的回报。环球公

司在2842个影剧院同时上演了这部影片。在第一个周末,该片就创下了一个新的纪

录,冲击了它最大的竞争对手,阿诺德·施瓦辛格主演的影片《最后的动作英雄》,

并在世界范围内直逼9亿美元的巅峰。

无论怎样同内心的冲动作斗争,斯皮尔伯格都禁不住想把《辛德勒名单》拍成

一个娱乐片:既不是《侏罗纪公园》,也不是《舒赫》。影片中那些最坏的人物,

甚至最令人作呕的高斯也有了魅力。即使是斯皮尔伯格,对长期存在的人类精神也

不能视而不见。即使在最充满暴行的环境中人们也自我娱乐、做生意、谈情说爱。

克拉考的犹太人在纳粹眼皮底下,在他们最后的地方,在天主教堂的长椅上,还在

进行交易。甚至在集中营里还举行了一个婚礼,被打碎的小灯泡代替了传统的玻璃

杯。这些场面以及坐在一个炭火盆前的男人和女人们用一些荒诞的玩笑打发时间的

场面,使得人们说斯皮尔伯格拍的是斯皮尔伯格式的大屠杀。

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斯皮尔伯格尽可能地避免全部使用战后发展了的摄影

技术。“我们追求的是自然的表现手法,”他的摄影师乔纳兹·凯明斯基说,“不

使用像闪光灯这类东西。我一直在试想自己50年前就在这儿,带着一个小的没有闪

光灯的照相机。我们喜欢长焦镜头,喜欢使用许多拍摄手法。我们想让在15年内看

这部影片的人们,看过后不知道它是什么年代拍的。”然而时间是不会倒流的。现

代镜头的精密以及新胶片所能表现的色调范围,即便在胶片状况最不好的情况下,

也能使《辛德勒名单》有意无意地闪现出好莱坞的光泽。

当开始拍摄犹太人居住区时,斯皮尔伯格面对道义与鉴赏力的选择。克拉考的

真正战时犹太人居住区是在相比之下不太令人感兴趣的波德高兹地区。但是,斯皮

尔伯格的目光却被风景如画的凯兹米尔兹地区所吸引,它位于威斯特尤拉河的另一

边,在旧城的中心。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在那里真诚友好地共同居住已有几个世纪了,

但它与现实生活相比更像是斯皮尔伯格所想像的犹太人居住区。因此,他把他的镜

头移到了那里。

影片中最主要的一段,袭击犹太人区的那一幕,是一个天才的电影人被人类历

史上的惨剧以及普通小人物的命运激发出空前塑造力的集中反映。当纳粹包围了这

个地区准备袭击之时,这里的许多人消失在地板下面,天花板上,床与床之间甚至

钢琴里,一些小的珠宝被藏进面包里或被人们吞咽下去。纳粹用惯用的那套挖地三

尺的搜查方式,捕杀所有的人。一小部分人幸免:一些人潜进了下水沟,另一些人

意外地遇上了“同盟军”,像一个戴着纳粹帽子和臂章的男孩,他从学校里救出了

一个小女孩和她的母亲。

任何一种现实的舆论都会把纳粹说成是种族怪物,但是,斯皮尔伯格就像对待

《夺宝奇兵》中的波罗一样半爱着他的反面人物,他禁不住着迷于他们用来追捕那

些躲在天花板中的逃难者的探测器,或者着迷于那些超现实主义的瞬间——当冲锋

枪扫射在住宅的墙上时,一个纳粹军人却狂暴而毫无负疚地弹着一架竖式钢琴。

“巴赫的曲子?”一个士兵问道。

“莫扎特。”他的同事回答。

高斯与辛德勒相比是个更加有趣的人物,因为他的动机更容易让人理解。在讨

论这部影片的最初阶段,高斯并没有被斯皮尔伯格看成是一个纳粹野兽,而是被看

成受了挫折的官僚,这样就使他的残暴行径在“效率”的幌子下趋于合理。由于他

坚信他的犯人并不比羊更具人性,所以他就像现代的农场主对待他们的牲口一样随

随便便地剔掉弱者、杀掉儿童并且惩治那些制造麻烦的人。斯皮尔伯格通过给辛德

勒和高斯两人各自安排了与犯人海伦·海尔斯奇在一起的几乎完全相同的场面,来

使他们两人的不同之处戏剧化。海伦·海尔斯奇是高斯挑来做管家的,她住在他房

子的地窖里。她是由名声不大但演技高超的艾姆斯·戴维兹扮演的。海伦的幸存简

直让斯特恩难以置信地倒抽了一口气。人们都只有一种感觉,知道她每走一步也许

都是她最后的一步。她非常违心地去吸引高斯,但是他既不能去占有她又不能抵御

她的魅力,他心烦意乱时向她解释,毕竟,“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你不是一个人。”

在辛德勒与她的戏里,辛德勒解释了这件事,使她相信高斯太想得到她,因而不会

把她杀了。最后,辛德勒通过玩脾的方法把她从高斯手里赢了过来,救了她的命。

相同的,我们也注意到了高斯对温和的辛德勒的一种幻想。高斯第一个嫉妒的

问题就是:“你们从哪儿搞到这套服装的?这是什么?丝绸吗?”他们是真正的朋

友。辛德勒甚至打算宽怨高斯,他曾对斯特恩说,高斯只是一个穿着军服的被战争

腐蚀的骗子。斯特恩这位在这部影片中惟一能看到真实的东西的会计师,冷静地向

辛德勒描述了这位被说成是暂时中间管理人的人是如何随便地枪杀犯人的事实,辛

德勒沉默了。在一场被利亚姆·尼森说成是这部影片中最感人的高氵朝戏中,他们之

间的关系真相大白了。

阿芒·高斯回到工厂,他已经脱掉了军服,并且因背地里做生意而被

关押起来,他要看看他心目中的真正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他认为只有辛

德勒才是他心里的那个朋友。辛德勒在高斯被处决前被叫来了,而他所说

的是:“高斯背叛了我们的国家。”这样的遣责在这样的场合已经足够了。

我认为这场戏是非常感人的,它的方式别有味道。感谢拉尔夫·菲纳斯的

表演,是他给了这个魔鬼一张人脸。

斯皮尔伯格拍下了这一幕,但是,由于尼森提出的一个特别的理由,又把它剪

裁掉了:高斯太令人同情了,一直很好的效果被他这最后一个表演全部抹杀了。一

个暂时搭起的绞刑架被敷衍地悬吊着,“嗨·希特勒”,高斯声嘶力竭地喊着,士

兵们踢倒了他站的凳子。

故事中有两个场面部分地使用了彩色画面。第一个展示一个古老的欧洲家庭在

星期五的晚上屋内烛光闪闪,他们在安息日到来之前反复地祈祷,蜡烛渐渐溶化后

熄灭了,只有一根还在亮着。在最后一幕中,斯皮尔伯格又使用了彩色画面,他让

被“辛德勒救出的犹太人”、他们的亲戚和扮演过他们的演员来到耶路撤冷附近一

个荒凉的墓地,来到他们的恩人的坟墓前。当他们在两旁列队站好后,每人将一块

石头放在石板坟墓上(那位排在最后做这件事的人,远远望去可以看出正是斯皮尔伯

格本人)。然而,当斯皮尔伯格把一段献词安排在紧接着影片片尾的时候,当他把自

己的名字放到了影片前面的时候,对演员们来说,这部影片所赞美的人生,似乎更

像斯蒂夫·罗斯而不是辛德勒。

编辑工作大部分完成之后,斯皮尔伯格动身到欧洲度假去了。威尼斯电影节授

予他一个荣誉奖,他与一个美国代表团在9月份出席了颁奖仪式。这个代表团成员有

哈里森·福特、罗伯特·德·尼罗、罗伯特·阿尔特曼、马丁·斯考塞斯、米切尔

·菲弗蒂那·特纳和西德尼·波莱克。一个作家研讨会在左翼导演吉罗·潘泰科弗

的安排下召开了,它的中心议题是讨论美国日益加速侵入欧洲电影的问题。

斯皮尔伯格和斯考塞斯特别坦白地表示了对欧洲同行的不幸处境的同情——他

们的饭碗正在被大量的美国出口片所抢走。但是许多台下的听众对此表示怀疑,好

莱坞一也没有要停止那已经席卷了全国以至全世界的影片潮流的倾向。而且,好

莱坞的电影制片厂还毫不理会美国将别国的影片搬上本国银幕的比例只有2%的事实,

一味地对他们的影片搬上法国银幕的数量加以抱怨,而法国上演的进口片数量已达

到总量的50%。法国导演伯特兰德·塔弗尼尔是反对好莱坞统治的活跃人物,他说:

“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是非美国影片在美国上演的比率出现,比如说,用3%代替2%

的事实是我们的梦想。当我们遇到一些美国大公司的人时说:‘看,你们是怎么指

责法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外国电影在你们的市场上甚至只有2%。’我们看到了你们

眼中的惊讶,你似乎在想,“2%?有那么多吗?我们该做些什么事让它们只有1.5%

呢?”

直到10月4日,斯皮尔伯格和斯考塞斯发表文章反对法国排斥电影方面的自由

贸易,一些欧洲人才对他们不再抱希望。斯考塞斯说:“关闭边界将不能保证地区

在创造力方面的提高,甚至不能保证部分当地观众在兴趣方面的提高,民族的愿望

和不同意见应该受到鼓励和保护,但不是在损害其他电影人的利益下进行。”一部

分欧洲的电影人包括派德罗·阿尔莫多瓦,大卫·帕特乃姆,伯纳多·勃多鲁斯和

威姆·文德斯,于10月29日在《综艺》杂志上发表公开信,攻击这种根据误传而发

表的文章。

电影《辛德勒名单》于1993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在美国上演。影片持续195分钟。

它并不是每个观众都梦想的电影,但是,这次,由于它是不同的主题内容,大部分

人用神圣和礼貌的态度对待这部电影,因而就不必说它所获得的惊人的利润了。许

多电影院都发布了一条“行为法规”,建议在看电影的过程中,其他行为,包括吃

玉米花等将被视为不适当的行为。

整个评论的基调是恭敬的。新闻界怕去冒犯它,一反常态地欢迎这部影片,赞

扬斯皮尔伯格。犹太评论家并不这么慷慨。许多人同意哲学家乔治·斯泰纳的说法,

认为对于大屠杀惟一可接受的反应就是沉默。有些人不喜欢它是因为斯皮尔伯格想

要改变载里恩剧本中某些重要的东西,过分强调辛德勒、高斯和斯特恩却忽视了那

些真正的人物。杰·霍伯曼在《乡村之声》上发表文章,他把影片中的犹太人看作

是“在他们自己的灾难中被降为配角,徘徊在克拉考犹太人区……开着犹太人的玩

笑”的人,他批评说,《辛德勒名单》是“一部好的娱乐片,但却是20世纪最坏的

经历”。菲利蒲·高莱维奇在一份受尊敬的犹太人报纸《前进》上抱怨道:“有影

响力的场面永远比人类历史的真实性更有欺骗性——而纳粹的暴力比起他们杀害的

那些人的文明更使人震撼。”小说家霍华德·雅各布森善意地写道:“公正地说,

斯皮尔伯格在处理这些事上比你们所想的更为审慎。”但是《舒赫》的导演,克劳

德·兰兹曼,全然鄙视这部影片。他没有像斯泰纳那么过分,他认为把一场大屠杀

改编成一部影片这件事将使斯皮尔伯格的项目失去可信度,也使每个与此事有联系

的人也失去了可信度。

但是公众并没有被这些评论影响。到1995年3月,《辛德勒名单》在国内市场就

赢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赢利4590万美元,奥斯卡奖也给了这部影片一个额外的推

动力,在11项提名中,它就占了7项。尼森和菲纳斯未能获得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男配

角的大奖,服装设计、化妆和音响也未获成功。但是它赢得了最佳艺术指导和最佳

剪辑奖,最佳作曲奖,最佳摄影和最佳剧本奖。而最重要的两项大奖为:最佳影片

和最佳导演奖。终于,斯皮尔伯格攀上了他事业的峰,手握着奥斯卡金奖,站在

施莱恩大厅的领奖台上。

《辛德勒名单》作为一部电影片它好在哪儿呢?事后聪明的人们看出,斯皮尔

伯格在商业化好莱坞的“大陆上”,总是或者至少有一部分是不可避免地遭受了艺

术方面的失败。而这部影片最好的地方就是那些紧张、幽默与悲抢。尼森、菲纳斯

和金斯利使影片放射出了火花,而这种火花正是斯皮尔伯格在告诉我们,他的影片

完全可以脱离好演员。但是,这些最有效果的场面,却没能让他把这些犹太人以及

他们的历史表现得更为深刻的愿望如愿以偿。在影片的末尾,当那些被辛德勒救出

的人们送他去流亡时,这位商人突然因没能通过变卖汽车、戒指等,救出更多的人

而进发出一种深切的懊悔,就像克拉克·盖博在《旧金山》结尾时悲伤地向上帝仟

悔自己错了一样。好莱坞的英雄们是从不哀怨的。“可以使我成为世界上最棒的人,”

约翰·韦恩曾经对一位导演说:“或者最差的人,但是,决不能让我成为廉价的人。”

无论斯皮尔伯格多么想把他的主角推到一个显著的位置上,他的影片仍然基本

属于两个站在道德对立面的男人最终一个被迫毁掉了另一个的“伙伴影片”。由于

斯皮尔伯格对“重大时刻”和“杰出表现”有特殊偏爱,所以他对影片中大屠杀的

展示无疑会让人产生怀疑。正像波林·基尔评论吉罗·潘泰科韦1968年拍的一部表

明资本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时作用于加勒比海奴隶起义的影片奎美达时说

的那句话:“任何把历史拍成影片去娱乐的企图都将给自己种下毁灭的种子。当你

把一个决定性的历史事件人格化时,你不是去挖掘它的实质而只是自然地表现它,

使领导似乎成了历史最重要的因素。这种方法是对历史的一种违背。这个理论就像

是一部只有英雄冒险家参加的情节剧。”

丹尼尔·海曼在承认《辛德勒名单》是“一部制作精良,拍摄技艺卓绝的天才

之作”的同时,他还抱怨“斯皮尔伯格让我们‘误入歧途’,当我们看到烟时,它

不是焚尸炉,而是一列火车;当我们看到淋浴时,它放出来的不是煤气而是水。我

们看到的所有尸体,我们都不认识,而所有我们认识的那些人都获救了。然而历史

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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