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前最后见过的人，是喻卓，

最后一通电话打给的人，是喻卓。

时眉记得，由于牵扯到留学生问题，当时那案子不止在国外，甚至在国内也引起极其高度的关注和讨论，各路网络大针对案情的高谈阔论层出不穷。

“那案子后来是浪哥协助警方破的。原本按照他们国家的律法量刑，九成会判我终身监禁。”

时眉眼皮猛地一跳。

尽管喻卓在看似平静地叙述这件事，时眉还是能听出，他极力克制的声音里藏着几分轻颤，

“没他的话，我就回不来了。”

就算回得来，喻卓将面临的也是被强制遣返，被吊销律师执业证，被迫背上莫须有的罪名而丧失一切自身合法权益，然后独自承担着被彻底毁掉的一生。

这让时眉突然想起另一件事，“所以当时阿姨生病那次，也是岑浪……”

“是浪哥动了家里关系，跟你一起救了我妈。”喻卓放下喝光咖啡的纸杯，压着声说。

“原来那个电话是岑浪打给我的。”

时眉恍然顿悟。

喻卓出国后，时眉隔三差五会替他去探望父母。

那年冬天，喻卓出事被国外警方控制起来，偏偏祸不单行，喻母恰巧在这个时候查出宫颈癌，必须尽快手术。

然而当时港厦人医的肿瘤科床位紧张，安排住院需要排号，时眉知道当时联系喻卓也没用，索性没告诉他喻母生病的事，替他们两边互相瞒着。同时四处奔波托人花钱找关系，好不容易替喻母争取到一个床位。

困难却并没有就此打住。

时眉得到院方通知，要求喻母必须在三天内进行手术，否则需要把床位腾出转给其他急需手术的病患。

而喻母又常年罹患糖尿病，想做手术必须先降血糖，这个过程并没有那么快，需要住院观察调养。

这几乎是个死循环。

无奈下，时眉打算再想办法托人先将喻母转去其他科室病房，等血糖指标稳定，再重新花钱找关系争取肿瘤科床位。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头天还要求喻母腾床位的院方突然联系到时眉，说可以为喻母办理转去港岛私人疗养院，提供术前调养、手术进行和术后修养一整套服务。

特别是，全部医疗费用无须喻家个人承担。

说实话如果不是院方的主治医师亲自出面，时眉当时险些就要以为这是什么新型骗术。

毕竟无人不知，港岛私人疗养院拥有全国最顶尖的医疗技术，单单床位就要日万起步，随便进去住些日子就是百万为单位的往里砸钱，且不算在医保报销范围内。

说白了，那里是专门给有钱人看病的地方。

喻氏夫妇都是本分老实的教书人，喻母教高中历史，喻父教高中数学，港岛显然不会是他们的选择。

但时眉没有贸然去问喻卓父母，而是再三向院方核实情况真实性，甚至多留了个心眼确保有效证据留存。

即便这样她仍然不能完全放心，而喻母的病又拖不得，面对妻子重病的喻父在自乱阵脚的情况下完全信任时眉，大小事都由她做主。

当时眉陷入非常两难的抉择间，她接到了岑浪的电话。

“带阿姨尽快配合院方转院，不要错过最佳治疗时机，会有人去跟叔叔签全免协议，就说你找的。”

这是那通越洋电话的全部内容。

很快隔天一早，就有港岛私人疗养院的人找上门。倘若只有港岛的人，也许还是无法打消时眉的全部疑虑，直到她看见一同出现的那位壹浪集团法务部部长，曾任港厦政法大法学系教授，法学界泰斗级人物，同时也是她的标杆偶像。

那一刻她才确信，电话里自称是喻卓朋友的那个少年，真的不是骗子。

“要不是后来老大你告诉我，我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在我母亲生病时，浪哥也出过一份力。连他帮警方破案那事儿，也是我自己在联邦新闻报道上看到的。”

喻卓摇头笑了下，

“所以我说浪哥人就那样儿，就算做天大的善事也懒于解释，看着冷，其实比谁都心热。”

“当初我们一块儿玩得一群人平时都挺要好，真到我出事儿那天，别管有钱没钱的，个个能跑多远跑多远。我也理解，人之常情嘛。”

时眉没出声，只是安静聆听着被细细描勒出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岑浪。

喻卓停顿了会儿，过了很长时间，声音极低极低地哽咽一句：

“但真的…除了浪哥，没人帮我。”

时眉沉默了好半天，半晌，拍了拍喻卓的肩膀说：

“去跟老黄请个外勤假。”

喻卓缓下情绪，惊讶问她：“我们去哪？”

她拎过桌上的空纸杯揉成一团，半眯着眸，扬手精准丢入不远处的垃圾桶，回身挑眉告诉他：

“救你浪哥。”

……

“怎么样，能不能行啊你？”

岑浪家车库，时眉跟喻卓俩人一人一边趴跪车座上，仰起上半身对头盯着行车记录仪。

喻卓边卸边憋不住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