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回来，我没有去质问林薇，她也没有来向我解释什么。我们在楼道里碰面，仍然点点头打招呼，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我开始留意外资企业的性骚扰问题，结论是：港台日资企业比美资欧资企业普遍，非技术部门比技术部门普遍，已婚的女职员比未婚的女职员普遍，女职员主动和半主动的比被逼无奈的普遍。至于这些白领女人坦然接受性骚扰的原因很简单：升职，加薪，出国培训，甚至随便一个空头许诺。已婚妇女干起那事儿没有痕迹，所以更加无所顾忌。

我供职的这个部门比较极端，经过观察了解和道听途说，我认为我们部的七个女白领都和老板有一腿。特别是新提拔的那个副经理，三十出头，我们都叫她琴姐，每天都穿戴得整整齐齐，发髻梳理得一丝不苟，讲起话来和颜悦色，看起来绝对是个正经女人，竟然被人在老板办公室里撞见过两次。小道消息传得绘声绘色，说是被撞见时她叉着腿躺在地板上，第一次是现在进行时，第二次是现在完成时。更要命的是，据说那个女人和副总经理也说不清。

假如那天我晚半个小时闯进经理办公室，那么林薇是进行时呢，还是完成时呢？林薇爱干净，不会躺在地板上，那么她应该是趴在桌子上？想象力真是可怕，它彻底断绝了我原谅林薇的可能性。

我的初恋就这样结束了。

北京的冬天说来就来。这一年雨雪特别少，整个城市又脏又冷，让人很不舒服。

圣诞节快到了，公司里照例开晚会庆祝。按照西方人的惯例，家属们都被邀请了。我见到了我们部琴姐的丈夫，还聊了几句。那是一个本分的居家男人，一轻总公司下属单位搞技术的。我猜想他对妻子的工作性质不甚了解，因为他居然兴致勃勃，对我大谈特谈一家两制的好处：他在国企等福利分房和报销药费，他的妻子在外企挣钱，过两年他们的孩子就可以进实验小学。

我嘴上敷衍地恭维着他，心里无限悲凉：可怜的男人，哪里知道自己妻子的工作，竟然还包括宽衣解带，把宝贵的贞操和美妙的肉体，奉献给好色的老板和老板的老板！从那时起，我对所谓的职业白领女人充满怀疑，对西方和西方男人更是刻骨铭心地仇恨。

过了年，我就开始找别的出路，因为我的老板不断地找我的麻烦。天无绝人之路，留在大学里的同学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国家教委修改了大学生强制服务制度，无论华侨与否，只要退赔培养费，本科一年两千五，就可以办护照出国。于是我开始准备托福和GRE ，给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和其它狗屁小国的学校写申请信。

我的托福和GRE 一塌糊涂，我哪里考得过学校里的专职考生！也许是上辈子积德，五月份春暖花开的季节，我竟然拿到了丹麦奥胡斯大学的全奖。

漫卷诗书喜欲狂！我赶紧去王府井外文书店买了一幅欧洲地图，查找这个奥胡斯到底在哪儿，然后辞职，交培养费，加急办护照，其过程就不详述了，基本上和妓女赎身差不多。

在我离开公司之前，林薇找过我一次。我们在楼下咖啡厅里枯坐了一会儿，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最后，林薇开口说，她并不象我想的那样，那天我看到的，就是她和老板的全部。

我知道她的意思：她没有和老板上过床，如果我不介意，我们还可以重新开始。林薇和老板的关系到底达到了何种程度，对我已经不重要了。关键在于，我不再信任她。男女之间一旦失去了信任，其它的一切都无从谈起。

八月底，我踏上了新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