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在她高分贝的吼叫中抱头痛哭。

多年以来，我一直努力着，为自己打气，好好活，好好学。一直处心积虑地营造自信与自尊，但在梅子的揭示下溃不成军。我在她面前宛如赤条条的跳梁小丑，什么都没有。

我的哭不仅是为母亲父亲的辛苦而哭，更是为自己荡然无存的尊严而哭。

梅子说的没错，这一年多，家里发生很多事情。去年初冬，父亲挑粪为油菜施肥，走在坑坑洼洼的田埂上，脚下一滑，摔了大筋斗，粪泼了一地，肩上滑落的担子像铁棒一样撞击在父亲的小腿上，当即断了。当时四周无人，乡亲们都闲下了，聚在寨子里吹牛抬杠，讲着世代相传香艳的故事，或围在一起烤火喝酒打麻将，谁也没发现受伤的父亲。他躺在冰冷的土地嗷嗷叫唤，一直挣扎到天黑才被心急火燎的母亲背回家。由于受了风寒，再加上劳累疼痛交加，身体不好的父亲生了一场大病。直到今年春天才有所好转，但父亲不再算种田的劳动力了，他走在地上一瘸一拐，两腿颤巍巍的，仿佛一阵风吹来就可以把他撂倒。为了给父亲治病，母亲变卖了家中仅剩的财物，耕牛卖了，猪栏里刚喂不久的小猪仔也卖了，家里储存的粮食也几乎卖个精光。所有的努力才换来一个病怏怏的父亲。他什么活儿也不能干，只能站在村头眺望着远处青翠欲滴的庄稼发呆，一双浑浊湿润的眼睛在刺骨的寒风中微蹙着，仿佛期待着远方亲人的归来。母亲对父亲刚开始关怀备至，后来没完没了的治疗让她心力交瘁，高昂的花费让她看不到尽头，无计可施无可奈何的母亲便倦了厌了。她不再把精力放在父亲身上，任凭父亲傻乎乎地站在风中，吃些剩饭和冷菜，什么时候回来什么出去也由他的性子。母亲还是逃不过命运的打击。一次，为了借牛耕地与人争吵，别人质问她：“你自家牛卖了，却来找我们借牛！这是什么道理？”心高气傲意的母亲受不了这种嘲讽，竟疯了。

疯疯癫癫的母亲围着寨子奔跑着，嘴里念念叨叨。“我有牛，我有很多很多牛，整个黄家寨都是我的牛，看看，好多好多的牛呀！”母亲指着面前经过的人们痴笑，哈喇顺着开裂肮脏的嘴唇不断地渗出。大伯和众族人看不过眼，把她绑了，利用出份钱的方式全寨化缘，每家每户出点钱送母亲去医院。三个月，母亲恢复正常。只是脑子反应慢，说话不利索，常常前言不搭后语。不过还好，还能正常干活过日子。这其中也有一些故事，据说母亲的病并不是借牛的人触发的，而是旁边的伟子刺激造成的。事后，并没有人计较。倒是全寨出份钱时伟子引起公愤，让人们把责任追在他头上。伟子是不想为我母亲出份钱，他说：“现在单干了，不兴这种集体主义的东西。谁也无法强迫我，我不想出钱，你们要出你们出！”这话引起族人的愤怒，水清哥带领一帮小青年围在他家门口，指着他的鼻子骂：“黄家寨数你最自私最无耻，要不是你用话气婶子，她怎么会这样？”

“是啊！是啊！赔钱！必须赔医疗费！不然把你家砸个稀烂！”

小伙子们群情激奋，捋起袖子跃跃欲试，恨不得立即冲进去报复一番。

伟子傻了，只得求饶。最后以他拿出十倍的份钱才平复了这场矛盾。从此，伟子一家对水清哥怀恨在心。

母亲从医院出来后，无力供养我们子女四个读书。大伯和几个堂叔商议了一下，决定共同出资供我们上学。可是那时候的农村仍然处于原始状态，各种税费压在他们头上喘过气来，那里还有多余的资金补贴我们。无非东家出点大米西家出点零钱北家出点鸡蛋南家出点香油分别送到我们姐弟三个的学校。这点供养对于他们也是极其艰难和可贵的。

水清哥承担着运送供养的任务，每次到三中见到我，都慢慢地说：“二弟，好好读，争取考上大学，出人头地，做黄家寨第一个大学生！让我们沾点光！”

我问起家中的情况，他安慰我说：“叔叔婶子都好！放心！都好，这些钱和米都是他们叫我送来的！”

说完，就把两个米袋递给我。

我说：“哥，跑那么远了，吃顿饭吧！”

水清哥擦擦额上的汗水，憨厚地说：“不了不了！我还要完成你爸爸妈妈交给的任务，给你哥哥姐姐送东西！”

水清哥挑着重重的担子走了，我蹲下来，发现米袋里搁着一叠零钱，有两元的，五角的，还有十元的钞票。

当时我还蒙在鼓中，对家里发生的事情茫然不知。最后在校门口偶尔碰到一个寨子里的叔叔，才知道家里发生的一切。

梅子的话挑动了我心中最敏感的神经。它像一柄标枪，从很远很远的空中飞跃着，呼啸着，划出一条笔直的白线，迅疾穿透我的身体，我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被刺倒，胸前背后冒出箭一样的鲜血。

梅子走后，我蜷伏在宿舍的角落暗自疗伤。一个同学进来，看着满地的百元大钞目瞪口呆。“老天！这么多钱！家诚，她是谁？给了你这么多钱？她到底是你的谁?”

我垂着泪，狠狠咬着嘴唇。想清醒清醒，扭转颓势。

同学见我这样，不敢吭声，他把钱捡起来，数一数，足有两千多。我把钱接过来，找一条干净的手绢，缠了不知多少圈，把它缠成一个长方形的物状，然后放到胸前紧紧贴着。同学仍然好奇：“家诚，你怎么了？她这么好，你为啥还哭呢？这钱对于你真是雪中送炭，看你瘦骨嶙峋，成什么样子了？”

同学那里知道，我正是为这些钱而哭。

因为我不要施舍。

尤其是梅子的施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