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扎克伯格配合的捧哏，顾莫杰戳了戳一旁的权宝儿：

“因为每当我摆出‘凭我的家产，身边再多几个女人也是应该的’这种论调时，她都会打击我说‘哦，扎克伯格先生比你更有钱，可人家也只有一个女朋友；所以，你没什么好骄傲自满的’。「请记住邮箱：ltxsba@gmail.com 无法打开网站可发任意内容找回最新地址」为了这句话，我一直憋到自己在中国Ipo完，才有脸来找你。”

扎克伯格都忍不住笑了：“中国人都是这么要面子的么？不会是受迫害妄想症吧。都‘8o后全球次富’了，还给自己这么大压力；非要熬到首富才敢来见我？

好吧，这都过去了，现在咱算是平等了——说说看吧，你为什么会对基础科研抵税法案的LoBBy这么热心。”

顾莫杰抿了一口苦艾酒，很坦白地说：

“我为什么会热心？最简单的一点，我当然希望将来我在美国投资的公司，在避税的时候，可以把科研捐款捐到中国的科研机构去了——这点没什么好否认的。”

扎克伯格摇摇头：“真狭隘啊，想不到你居然还是个民族主义者。我一直以为互联网创业者都是无国界的人。”

“有么？马克，如果你不是民族主义者，那不更好办了。你何不和我们站到同一条战线，推动这个法案修改呢——反正这些钱在哪儿都是为全人类的福祉服务，何必纠结是不是在美国。”

一直随随便便的扎克伯格声音一下提高了几度：“这不一样！留在美国，是因为美国有完善的法制和监管。我相信这些钱到了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比留在美国更好地为人类造福。”

“你觉得这些钱流到以色列或者中国，就有可能没法用于造福人类的科研事业，而是会被贪-腐掉？”

“我没这么说，我相信以色列，嗯，但是我不太相信某些第三世界国家——杰，你知道的，我没有针对性特指任何国家。”

顾莫杰好整以暇地擦擦眼镜：“懂。但我还是要提醒你：你这人真不善于说谎。我有点相信当年那个‘穿着睡衣去给红杉资本汇报ppT’的故事了。”

扎克伯格刚提起来的气场顿时松懈了，竟有些不好意思：“别提了，人是会变的。现在我早就后悔当年太嚣张了。那时候刚有钱，不懂事，容易任性。”

顾莫杰促狭地紧逼：“我不信——你要是真后悔了，今天绝对不敢在我面前强调‘你知道的，我没有针对性特指任何国家’这句话。”

扎克伯格有些扛不住：“ok，ok，我们打住这个话题——不讨论贪-腐了，我们就事论事，就说基础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我坚持认为美国在这方面就算不是世界最好的，也是世界第一梯队的。如果你在这点上说服不了我，我想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当然，如果你有生意上的建议，我还是很欢迎的。”

顾莫杰一幅自信地样子，搂着权宝儿相视一笑，给足了扎克伯格精压力，才淡淡的说：“是么？马克，我想问你，你去过几个国家？”

“呃……二十岁以前还真没啥出国经历，创业这四年也比较忙，不过七八个国家还是去过的。”

“去过第三世界么？”

“……没有。”

顾莫杰自信地起身，站在窗前，背对着另外三人，“才去过这么几个国家，就敢说美国第一了？至少也看看别人在你的FceBook上分享的东西，行不？”

不过，这点上顾莫杰倒是真冤枉了扎克伯格了。2oo8年的FceBook还没有后来那么跨界性的强大，市值比之五六年后纳斯达克上市时，更是差了五倍不止。如今的FceBook只能算是占领了欧美主流市场，并没有向第三世界扩散。扎克伯格自己从FceBook上看到的东西，也是很片面的。

“你什么意思？有观点就说。”

“人们想要的，是会飞的汽车，但是资本只会为我们带来14o个字符——这话不是我说的，你知道，是彼得蒂尔先生说的。

资本主导的基础性、公益性科研，终究缺少计划性。生物公司的钱只会捐给那些‘公益性的罕见病新药研发’，IT公司的钱只会捐给人工智能基础科研，但是这些东西真的是人类最急需的么？重复研究又有多少？”

“你说的这些弊端当然美国都有，但是你不能保证别处就一定没有！”

……

顾莫杰拖着扎克伯格聊了很久，最终没能彻底说服对方。

“好吧，我承认我对第三世界有偏见，但是……”

“没什么可以但是的，修改了这个法案，也不代表钱就不会留在美国了——你这种人，想捐在美国的，不是照样还会选择捐在美国？但是你不能妨碍别的不想把钱留在美国的人的自由。”

“杰！我们能不聊这个话题了么！我希望你给我点时间！”扎克伯格有些头大，“杰弗今天喊我来，还说是有慈善事务找我聊，顺便给我介绍生意上的新朋友——结果你就扯住我安利半天这个？”

话说到这份上，再逼紧也没意思，顾莫杰恰到好处地收住节奏。

至少，刚才的聊天已经充分打消了扎克伯格的成见，让扎克伯格在********上不再“中二”坚持，恢复到了“基础科研的钱投在什么国家并没有质的区别”这层认识上。扎克伯格只是不急着改变现状，而非对现状完全满意。

顾莫杰不太适合当说客，但不管怎么说，他想再拿出最后最有力的一个筹码，推一把。

顾莫杰换了个循循善诱的语气，一点点从旁支渗透：“马克，你也是搞高科技创业的，专利法应该懂一点吧。”

“当然。”对于这个问题，扎克伯格没有丝毫犹豫，“不过我没空和你讨论专利法，请你直入主题。”

“那么我就长话短说：新药可以申请专利，但是‘新式的疾病诊疗方法’不能申请专利，这点常识你肯定也知道。”

扎克伯格鼻孔一翻：“那是因为‘疾病的诊疗方法’不具备专利技术的可移植性和可复制性：诊疗是要对症下药，视病人情况而定；没法千篇一律标准化，当然不能申请专利了——你可以继续。”

顾莫杰点点头：“好，既然这些你都知道，我要说的例子也就容易理解了。下面我准备说一个我身边遇到的案例。

那是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我的初音集团，刚刚把手机卖到菲律宾去。我手下掌管外贸业务的负责人，费政清先生，认识了菲律宾第二大电信运营商、smRT电信的一位高管，名叫阿方索.阿斯图利亚斯；典型的西班牙裔，旧殖民权贵家族出身。

在一次闲聊当中，这位阿斯图利亚斯告诉了费政清一些他个人的真实经历，说他两年前差点就死了一次……”

“喔？”扎克伯格身子前倾了一点，显然被这个身边的故事吸引了过去。

“阿斯图利亚斯先生说，两年前他被查出重症的肝肾胰多脏器衰竭，在菲律宾这种小国当然是无药可治。但是他家财万贯，作为一个菲律宾人，当然是第一时间飞到‘美爹’这儿来求救了。

后来各大长老会医院、麻省总院、克里夫兰医学中心，都求救了一圈，检查结果是：现有脏器移植用的排异压制药物，会产生严重的互斥。帮助移植肝、胰的防排异药物，会让他更急性地肾衰，而防肾移植排异的药物，也会让肝脏解毒功能过载急衰。一言以蔽之，就是让他回家等死。”

“那他怎么活下来的？”扎克伯格更怪了。

“后来，美科院医学部的一位院士，巴本.卡耐基先生看他可怜，问他：想不想活下去？愿不愿意冒险，死马当活马医？阿斯图利亚斯当然说‘想’。巴本卡耐基就告诉他：‘你到中国去，找一个叫郑树森的教授。如果他也救不了你，地球上就没人救得了你了’。”

“这不可能！中国的医学怎么会比美国发达！”扎克伯格听到这里直接就跳起来了，“亏我听得这么认真，原来耍我呢！你这个BIx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