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是双方都有后台、设局陷害。否则一般来说，贪-污罪就是上等人的身份犯；强-奸罪则是下等人的身份犯。”

这句话，算是刑法学界一句不成文的格言。

它的意思，无非是说：如果你没什么官位，只是一个普通的基层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你想犯贪-污罪，那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虽然法条规定了，任何公职人员都具备犯罪主体的资格；但是权力太小、可贪太少，几乎让你想够到犯罪的红线都够不到。

如果你没有官位，却够到了，那就是有对头在推波助澜。

同理，如果你是一个上等人，在没有人对付你的情况下，想犯强-奸罪，难。

比如后世著名的李天二案。李天二当然是罪有应得，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他之所以能够被定罪，他背后有人想对付他，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推手。否则的话，和他一样行径的人，一抓一大把，也没见谁被定罪。

如果是穷人，没有身份的人，在犯了强-奸之后被成功定罪的，倒是常见现象。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于，强-奸罪的罪与非罪，其构成要件是极度依赖于当事人在事发时的主观动机和意志的。

杀人罪，你杀了就是杀了，只要不是意外事件，哪怕证明你没有主观故意，至少还有一个“过失致人死亡罪”来兜底。抢劫、盗窃这些，更是很少有动机证明的问题。

然而强-奸很特殊，因为强-奸的定罪要素里面，要求女方反抗，或者受胁迫，要求从法律上证明女方不是自愿的。如果自愿了，那么强-奸是不存在过失犯罪的，直接就成了无罪。这个世界上，几乎已经没有国家有“通-奸罪”了，你情我愿。就丝毫没有罪行可言。

这种特殊性，在发达国家，诸如美国这样的地方，率先形成了一种社会尴尬：能够被定强-奸罪的男人。往往都是奸了一些人尽可夫的女人的男人，甚至那些“受害者”本身就是曾经做过鸡的；

而那些真正凌-辱了无辜良家的人，只要你律师费足够充足，同时你没有政敌或者商界的敌人要对付你，那么就等着你的律师团帮着你盘问脱罪吧。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的刑诉律师很强大，他们会用极尽道貌岸然但又让人难堪的言语去盘问受害者。比如让受害者回答“你在被啪啪的时候究竟有没有什么什么的感觉、有没有高-潮？”、“如果你抵抗了，你当时是怎么抵抗的？用了哪些肢体动作？”

实际的律师提问比这几个例子还要不堪百倍，足以让良家根本不忍回答。从而漏出一星半点动机证据链上的前言不搭后语，然后被嫌疑犯的律师逮住空子穷追猛打，最终败下阵来，被稀里糊涂的证明成“其实女方在那时候已经自己想要了”。

能够忍下律师全程盘问的，都是在那事儿上见多识广，绝对活儿好的女人。说白了，第一要素就是那女人本身已经没有脸了。脸皮足够厚，才能扛得住。

这种悲哀，在通-奸无罪的时代，似乎确实找不到什么比较好的规避办法。国内这方面的问题虽然没有米国那么严酷，但是也不遑多让。十几年的司法实践翻下来，成功定下强-奸罪罪名的，98%以上都是穷人。

有钱人，哪怕上了女人，也能被证明成是女人自愿的。

也正是因为费莉萝也是学法律的，而且成绩还不差。她才深知这一现状。

也正是因为如此，当程教授轻描淡写几句切中要害的话威胁过来，费莉萝立刻感受到了如临大敌。

因为她知道，如果在这屋里受辱了。她很有可能没法证明对方的罪行。她是一个谋求保送研究生的大四女生，对方是一个手上握着接收名额的教授，这种事情，没有人会相信她的清白，没有人会相信她试图靠塞钱来买对方不作梗。

尽管靠费莉萝本身的成绩，哪怕不塞钱。公事公办，都是可以得到保送资格的。

何况，等到那种事儿真发生了，就一切都晚了，就算证明对方有罪又如何？法律的第一要义，应该是防止敌人犯罪，而不是事后再补救制裁。

……

“这个信封里的钱我都没有碰过，连指纹都没有。我的手机也没有录音，我可以把它砸了，只要你放我走。”

费莉萝开出了这个条件求饶，然而没什么用。面对对方进一步逼过来的时候，费莉萝只能一咬牙，改口道：“不管怎么样，您能先洗一洗么？我有洁癖。”

程教授的脸色终于舒缓了一些，这才是他熟悉的画风。凡是要寻求接收保送的女生，这么做不是很正常的么？何况都已经不是完璧了，还有什么可吝惜的？

不过，费莉萝之前的抗拒，依然让程教授有些狐疑。尽管对方用“洁癖”这个说法进行了解释，依然不足以让他放心。

“洗一洗当然可以，万一你趁机报警了呢？手机拿来！”

费莉萝一咬牙，说：“不行，手机里还有别的商业机密。但是我可以当着你面把它砸了，保证不在你进洗手间的时候打。”

程教授没有明确反对，费莉萝二话不说把手机扔到地上，用高跟鞋踩烂了，以示自己无害。

程教授反锁上房门，然后把钥匙和自己的手机都拿进了洗手间，没有关洗手间的门，以便观察外面的情况。

费莉萝见对方的防备松懈了下来，偷偷观察了一下周遭的情况。这儿是四楼，不过进来的时候可以看见一楼屋顶有塑料雨棚，比上面的楼层阳台都要更凸出一段。

费莉萝一咬牙，除下两只高跟鞋，往窗外猛地一丢，然后抄起信封和自己的小包包，两步窜过去，从阳台上跳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