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该不会也倾向于阴谋论吧！”华珺瑶摩挲着下巴道，“阴谋论虽然提供了一个易于理解的说法，但是往往和事实相差甚远。人们对于阴谋这种八卦，常常是津津乐道，也乐于相信的。”

之所以签下广场协议，阴谋论常常这么说，五六十年代以后日德两国经济强力复苏，各种产业上狂干美国企业，而在汇率上又各自实行半固定汇率制度，使自己国家的货币对美元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价位上保持对美国的贸易优势，到了七十年代以后美国企业对德日企业已经是完全守势，七十年代末8o年代初因为第二次石油危机和里根改革的影响，美元又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升值，一度逼近一美元换3oo日元，美国经济更加不堪重负。

这时候美国觉得太吃亏了，就召集这些主要国家商量：我为了护着你们几个在跟苏联死磕，你们经济上这么弄我不厚道。为了资本主义阵营，也为了你们自己，得让汇率正常一点别让我国内经济和就业上这么难受。于是有了各国让自己的币值回归正常的广场协议。

有道理，但不绝对。

“不可否认，要清楚霓虹一直是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既然政治上依附于美洲鹰，那么美洲鹰大哥的话还是要听，所以不能完全用理性思维来考虑。”华国庆话锋一转道，“当然当时霓虹人主动提出来的，后来五国财长会议达成一致，大家谁也不是傻子，相反还很精明，只是各取所需罢了。从金融市场来看，德国马克汇率也快速上调了。

实际情况是，当时汇率的确失衡了，而且大家也意识到了，想采取方法；而且汇率调高点对霓虹不是没有好处的。”

华珺瑶慢悠悠地说道，“汇率最重要的是平衡，平衡是根本，升值贬值都只是表象，而在维持平衡的基础上，无论升值还是贬值对一个国家都是有利的。汇率变动带来的最大影响并非是产品的输出、输入，而是资本的流动和与之相应的财富效应。身处风暴中心，仔细看着，你会获益良多的。”

在今天的国际货币市场上，应该没有人真的相信政府具有干预国际货币市场的能力

因为政府的资源非常有限，在市场价格方面是有心无力的——这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大主要工业国在东南亚经济危机后，为自己的不作为辩解的主要原因之一。

即使是在现在，相对于国际货币市场上的巨大交易额来说，参与“广场协议”的五国政府所能调用来执行公开操作的资金也是极其有限的，几乎“一眨眼就会被市场吞掉”。用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的经典比喻来说，正如“人类最伟大的王，也无力改变大海中的洋流”一样，政府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干预国际货币市场。

更何况，与会五国在“广场协议”上所承诺的种种政策，特别是与国内金融、财政政策挂钩的那些措施，其实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贯彻和实施。

实际上，在“广场协议”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了。日元升值并没有为美国商品打开广阔的日本市场，因为日本产品与美国本土产品有很强的结构性差异，形不成价格竞争。即使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最悲惨的时代，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日本产品，无论是电器、汽车，还是中间机械产品，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因此，就减少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这一目标来说，“广场协议”是彻底失败的。

而在协议之后大量的热钱涌入霓虹市场，推高了股市和房地产，这才造成了“失落的十年”。

“嗯嗯！”华国庆频频点头道，“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