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五四”新青年的领袖？
所谓新青年，是伴随新文化运动而成长的。在帝制被推翻之后的春天，身穿灰布长裳、系白围脖的一代新青年，与长袍马褂、墨守陈规的遗老遗少相对立——俨然两大阵营。我的想像中，新青年有如下特征：首先，已从心理上剪掉了封建礼教的辫子；其次，高举着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还有——则是以知识分子（包括学生）为主体，乃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写作呀什么的……
新青年的源头，可追溯到谭嗣同、陈天华、邹容（“革命军中马前卒”）、徐锡麟、秋瑾等一系列以死相争的先驱。他们用血肉之躯为后继者开辟了道路。于是，追随烈士的血泊与足迹，走来一代新人。而这一代新人则以笔、以游行的标语、呐喊的口号为投枪与匕首，对残留的旧制度、旧事物施以致命一击。“五四”运动堪称是一次大决战。
陈独秀无疑是其中的一员急先锋。甚至他创办的刊物，都最先命名了“新青年”这一概念。1915年9月，他在上海筹办《青年杂志》，并在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的寄语，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等六项建议。一年后，刊物正式改名为《新青年》。在读者中，有个叫蔡元培的人（新任北京大学校长），萌发了特邀陈独秀担任北大教授的愿望。陈独秀来北京出差，蔡元培三顾茅庐，都因陈在睡觉而未见成，最后索性搬一只小板凳坐守于门口——此求贤若渴之举，终于使陈独秀应诺列席北大。《新青年》也就随之迁至北京。1917年2月号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即主张文学变革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随即又打造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复辟与尊孔》等一系列檄文。尤其是他1919年1月为《新青年》撰写《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拥护那德莫克拉（demce）两位先生……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公开张扬起民主、科学两面真理的旗帜。
那一代新青年，几乎都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学生，臣服于民主与科学的光辉。而摇旗呐喊的陈独秀，怎么也相当于这一支新的“学生军”的班长，率领大家苦读、操练、实践。那一时期的陈独秀，真正是羽扇纶巾、雄姿英发。
《新青年》立足北大，左右着思想界的风云变幻，也为1919年5月4日爆发的学生运动提供了精燃料。**前的三千人集会、示威游行，以及火烧赵家楼，堪称是一代新青年的集体亮相：一张张稚嫩而愤怒的脸，被标语与火炬所掩映着，仿佛一夜间就长大了……同年6月，和李大钊共同领导学生运动的陈独秀被捕，《新青年》暂时停刊。第二年5月，被释放的陈独秀赶赴上海发起成立**小组，《新青年》也随即转战上海。一本杂志，与一个时代共命运。一个人（譬如陈独秀）身上，同样倒映着一个时代的影子。陈独秀曾经选择北京为战场，而北京也确实为之提供了可发挥其能量、烘托其形象的绝妙舞台。
北大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李大钊，是1918年春天加盟《新青年》的。“五四”运动前夕，他还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当迁回上海的《新青年》成为中国**上海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李大钊留在北京也发起组织了**组织。与其是北大同事、《新青年》同仁的周作人，在北大红楼授课之余，经常去图书馆主任室与李大钊聊天（因《新青年》同仁中别人不容易碰见）：“在第一院的只有图书馆主任，而且他又勤快，在办公时间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适宜，还有一层，他顶没有架子，觉得很可亲近……”李大钊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时，尚不满3o岁，是个很谦和的年轻知识分子。然而1927年，这位昔日的“新青年”倒在了军阀张作霖的屠刀之下。周作人掩护李大钊的儿子在自己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并与沈尹默一起送烈士遗孤去日本学习。
新青年的革命意识，与遗老遗少们的守旧观念针锋相对。作为主战场的北大，弥漫着这两军对垒的硝烟。校长蔡元培兼容并蓄——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有点像是“和稀泥”的，既吸纳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新鲜血液，又舍不得放弃辜鸿铭、粱漱溟、林纾等保守派。
胡适是个特例。胡适，属于“改良派”的新青年，他参予《新青年》甚早。1916年1o月，尚是留美哲学博士生的胡适（时25岁），即在《新青年》第2卷第2期发表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书》，提出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数月后又发表几首白话诗（后收入《尝试集》中）。1917年底，“镀金”归来的胡适出任北大哲学教授。不久即与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等加入陈独秀的《新青年》编辑部，共同策划，轮流值班。胡适在担任主要编委期间，还发表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钮岱峰先生曾说：胡适“希望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强调思想启蒙和学术研究的意义，希望杂志暂时和政治保持远距离，为此他主张把《新青年》交由他一个人主办。”当然，这遭到鲁迅等人的拒绝。总体上而言，胡适“虽然也有一些激烈攻击旧传统的言论，而且也不无偏激，但认为这种做法有失儒雅，不主张挑起文学革命论战。”这造成了他与陈独秀在思想观念乃至办刊方针方面的分歧，也导致他最终与《新青年》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