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马带头鼓掌。他身材魁梧，有演说家风度，语调激昂，且伴以有力的手势，怎么看都像马雅可夫斯基。侯马，我没忘掉你那副古希腊雕塑的面部轮廓。侯马后来分在公安局工作，娶了在电视台的漂亮的妻子。我上个星期跟他通过电话，说说各自的生活。我们都未再轻易提及那个繁星满天的夏季——毕竟，好多年了。毕竟，路太长，朋友们都走散了。

那个夏天来客串的还有哈尔滨的中岛，他说过一段话，好像是“在茅草屋里相爱，就拥有了天堂”，令我刮目相看。他不擅饮酒，喝一点脸就红了——加上个头小，像个快乐的红孩子。还有北京大学的西渡与戈麦。想起戈麦我就心痛，他是一位清贫的圣徒，那个夏天里他谦逊地端坐在角落，偶尔面露倦容。他当时分配在中国文学出版社任编辑，发表了不少作品。仅仅在第二年，这位自觉与内省的诗人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成为北大诗人中继海子、骆一禾之后第三位早夭者。他的遗作由西渡搜集整理，即漓江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戈麦诗集：彗星》。

夏天留下的欢乐与痛苦，一到秋天就被吹散了。然而我不会忘记，我们曾经像落叶一样聚拢在一起，在大地的掌心嘘寒问暖。在同一盏昏黄的灯下，在四堵苍白的墙壁之间，我们掏出各自的手稿，慷慨激昂地争论诗歌、理想乃至艺术的命运——很多年以后，我们再也无法恢复当时的幻想与热情，即使我们如愿以偿地拥有了荣誉、财富或地位。除了掏出钱包、身份证、盖公章的介绍信或绅士的手帕之外，我们再也无法从青春的口袋里掏出更多的什么了。

那些青梅煮酒、酩酊大醉的浪漫主义夜晚，我总是睡在伊沙特意腾出来的床上——而伊沙则和徐江挤在上铺直到我终于在偌大的北京城里摆下了一张自己的办公桌，一架自己的行军床。朋友们的友谊是我终生感激的渡口。今天夜里我情不自禁，在自己多年耕耘和苦心结扎的山寨里——怀念他们的音容笑貌，我知道，我欠他们的情——就像我无法回报这个世界所给予我的一样。北京的铁狮子坟一带，有我们的梁山，有我们的水浒传，我们曾经是长安街上的一群诗歌好汉。

伊沙向我介绍他的陕西老乡张楚时，说张楚有句歌词：“一个长安人，站在长安街上……”是他来北京后写的。这句话就是写在他文化衫上的看不见的标签。我们不都是长安街上的外乡人吗？远道跋涉，投奔这座伟大的城市来兑现自己的光荣与梦想。十里长街，华灯怒放，每一个地名，每一个遮光蔽雨的站牌，都是先人安排的，只有脚印是我们的。我们日夜兼程的脚印，我们高耸起衣领逆风而行的背影，不容置疑将构成长安街局部的风景。

伊沙从西安来信，说他和老纪将有孩子了，他们已事先为他（她）取乳名为“伊豆”（来源于川端康成的校旱）。我这时才意识到，青春飞逝，脚步如流，那个夏天里那群冲动、幼稚的梦中少年，也该成为父亲了。我赶紧给伊沙与老纪回电，要求做伊豆的教父。我说，有一天，我期盼着有一天能搀着他（她）花朵般的小手，领他（她）在长安街上学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