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一群惊异地发现，他在开会时说的和自己当时心里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最妙的并不是这种意识的不同，而是他能够将这两种思维同时进行。嘴上是一种声音，而心里却响着另一种声音。他在说的时候，脸不变色心不跳，说得非常沉着，而且坚决，有时甚至能适当地表达一下感情。他的这种功夫赢得了大家对他的佩服，他们发现他真的进步很大，而且越来越成熟了。

就是在这种大家对他成熟的看法里，他的地位实际上在慢慢地起着一种变化。

这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然而多年以后的邓一群回忆起他未婚前的那段生活，觉得还是充满了一种迷狂。这是一种低低的狂迷，但却让他心动。那段日子，对他来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黄金时代。他在那时候内心里好像过得并不开心，事实上他在意识里还感到自己的处境相当窘迫，可时间就像是一剂中药，泡得久了，就变得有点甜起来。

他之所以能够在生活里得到那种狂迷，而工作上一点也没受影响，并且还得到领导同事的好评，当然完全得益于在机关里对于做那种表面文章的锻炼。

邓一群要求入党。

姜副处长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

邓一群知道，姜副处长所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因为他欠了自己的一份人情。一年前，邓一群出事了。一次机械厅派员去北京和德国一家公司商谈关于在陵州开展经济合作的事项，身在北京的处长周永胜让三科准备四份相关的材料，邓一群向当时在家的姜副处长做了汇报。姜副处长认为一些环节可以省略，于是另外准备了三份材料。其中一份材料的中、英、德三国文字翻译，田小悦与她的另几个同学翻译完毕后，让邓一群再看一遍，但姜副处长却催着让他赶紧送京，不再推敲。邓一群乘了夜班十一点多的火车，把材料送到北京后，周永胜看到只有三份材料，当时就大为不满，一把就把文件摔在了地上，破口大骂，把邓一群训得头都抬不起来，让他当天赶回陵州。

和德国的合作后来告吹了。最后查明告吹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份翻译，其中德文的一个关键词翻译把意思完全弄错了。厅长周润南非常生气，一桩四千多万的买卖就这样落空了，不能不让他气愤。机关里那一阵风声很紧，说一定要追究责任，可能要给予邓一群处分。邓一群感觉自己是冤枉的。事实上，邓一群只负责整理收集和传送材料，而文字上的操作则完全是田小悦和姜副处长的事。但他如果路上认真看一遍翻译文稿呢？

周永胜回来后停了邓一群手里的工作。邓一群那一阵就非常地惶恐。真的，机关里一直存在人浮于事的现象，一些机关干部纪律散漫，更有一些人背地里向省委、纪委打周润南的小报告，周润南一直想借机整一整身上长刺的人，却一直也没有找到机会。这次机会来了＃蝴要来一次杀鸡儆猴。机关里的另一些人看得明白：周润南肯定无意于搞邓一群，但逢着这样的契机，牺牲一个毫无背景的小人物，是非常必要的。姜和田都不好处理，只有邓一群最合适。要处理，就决不会轻。

邓一群没有经历过什么大事，而这一次可算是天塌下来的了不得的大事了。几千万的损失，他真是越想越害怕。他们会干什么？会开除他吗？如果在他的档案里有一份处分，那么他短期的前程就完了。想到进机关的那些青年，谁也没有像他一样地倒霉。深夜的时候，邓一群睡不着，好几个晚上，甚至彻夜失眠。姜副处长找过邓一群谈话，让他不要紧张。其实邓一群心里清楚，姜副处长的意思是让他从头到尾一个人扛着。

他只有一个人扛着，他不扛，还有谁来承担这份责任呢？

人在倒霉的时候，更容易想起悲伤的事情。邓一群由自己又想到老家里的事，想到大哥邓一彬被村长的那顿痛打而又申冤无门，进一步哀叹自己的不幸。他想：如果我有背景，像田小悦，就不会被处分；如果我是一个小头目，一个副处长之流，也决不会成为这次事件的牺牲品。

厅里召开了厅长办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