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节
吴有金没抓到公社被专政，使得刘占伍非常恼恨，如果顶罪的不是刘强，刘占伍会狠下毒手。
他和专案组长认真商量后，都觉得皮肉之苦改变不了刘强的顽强性格，更改变不了他所坚持的“顽固立场”，刘占伍也报不了对吴有金的深仇大恨。刘占伍建议，先把刘强送进条件好的反醒室，让他过一过凉窝头就凉水再睡凉炕的“幸福”生活。
反醒室的看守在大山窝水库出过民工，知道这个干活肯出力的大个子是一个没有歪门邪道的正派人。他还在专案组那里了解到，刘强是替别人顶罪，又见刘强没被小绳绑，也想到领导不会给刘强定重罪。看守在反醒室的灶坑里加把柴，又弄点咸菜给刘强。
刘强满以为吃饱喝足后能睡个好觉，然后用充足的精力和体力抵抗皮鞭的抽打。可他闭着眼睛睡不着，满脑袋都是吴小兰的影子。他睁开眼，一片黑暗，吴小兰在黑暗中向他走来，要把他从反醒室中拉走，拉不动，吴小兰哭着哀求：“咱俩走吧！去大兴安岭，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刘强想说话，但是说不出，觉得一种力量压着他。
吴小兰说：“我知道你舍不下你的儿子，舍不下杨秀华，带上他们一起走，咱们离开刘屯吧！我只呆在你身边，不会打乱你和杨秀华的生活。”吴小兰变得很可怜，哭出的泪有血的颜色，刘强想拥抱她，动不了身。
吴小兰说：“你离不开家，离不开你的妻子，那好吧，我走，我一定要走了！要想见面，只有在梦里。”
刘强终于憋出话，只有他自己能听见：“小兰，你不能走，最起码现在不能走，你爹正在病中，需要看护。”
“我爹不需要我，连你都不需要我，我是多余的人，让我走吧，不要拦我！”
吴小兰向甸子上跑去，前面横着一条河，吴小兰走进河里，河水淹到了吴小兰的膝，淹到了吴小兰臀。刘强跳下水救他，追不上，眼睁睁地看着吴小兰被水冲走……
这样的梦把他折腾了一夜。
天刚亮，刘强用窝头补充能量，吃饱后等待受审。太阳升到一杆子高，照得雪地刺眼，“上挑眼”打开反醒室的门，没把刘强推进阴森的审讯室，而是把他带到一间明亮的办公室里。
专案组长把刘强带到公社后，又插手另一个专案，把刘强交给有着丰富审讯经验的“上挑眼”，并把刘强的大致身世简诉一遍，让他酌情处理。
“上挑眼”和“耷眼皮”搭档多年，主要靠整人在公社内混事，两人在工作中本着这样的原则：给当事人做材料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取其重，不可取其轻，宁可择其反，不可择其正，宁可受其骂，不可取其笑。两人怀揣“四个宁可”，几乎走遍了整个公社，半个县区，几下江南，又走塞北，在历次运动中拼杀，成绩辉煌，硕果累累。
和“上挑眼”相比，“耷眼皮”显得沉稳，心计又多，发展前途要比“上挑眼”看好。可是，在一次外调中，“耷眼皮”没鬼过“上挑眼”，一跤摔倒，再也没起来。
四清中，两人接案去河北外调，走之前，有人忠告“上挑眼”，说当事人有背景。“上挑眼”多个心眼儿，半路上回保定老家探亲。“耷眼皮”求功心切，更想独享成果，正好公社内要有一批人转干，他不能放过这个大好机会。
“耷眼皮”带回厚厚的外调资料，正准备提审当事人，接到上级通知，说公社精简机构，“耷眼皮”属于富余人员，让他回小队参加农业生产。“耷眼皮”在侍弄自留地的过程中，理清了被精简的原因，是他工作过于认真，惹怒了县里的一位局长，这位局长是当事人的亲戚。
“耷眼皮”恨起“上挑眼”，说他不该把当事人的背景保密，这是不讲交情的卑鄙行为。
“耷眼皮”工作无功，回老家挣工分儿混饭。“上挑眼”探亲无过，顺利地办了转干手续，老婆孩子都跟着住到镇里。“上挑眼”在吃上商品粮的同时，也对“四个宁可”产生怀疑，针对现实情况，觉得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上挑眼”吸取“耷眼皮”的教训，对走过的路重新思考，竟然感到自己办了很多冤案，他在反省中自语：“把含冤而死的人当阶梯铺成的仕路，真正走通的能有几人？看着领导眼行事，固然可佳，可有心计的领导往往让人琢磨不透。四清这件事，要不是有朋友相助，把当事人有背景的天机泄露出来，我一定和耷眼皮一个下场。”
“上挑眼”的工作态度迅速转变，无论外调还是突审，都是应付差事。新的座右铭是：“讨好上级，尽量少得罪群众。”
这句话看似简单，一般人做不到，“上挑眼”能做到，是因为他能正确认识自己。无论从年龄还是从能力上，他都没有高升的可能，稳稳地拿工资，吃供应粮，是他追求的最高目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他新的工作原则。
“上挑眼”工作顺利，在公社内，还混个好人缘儿，和专案组长及刘占伍的关系都不错。专案组长把刘强交给他，也是刘占伍的主意。刘占伍恨刘强不该救吴有金，但他仍然尊重刘强，他不愿让刘强真顶罪，也不想对刘强动刑。由“上挑眼”做刘强的“专政”工作，让刘强在办公室里悔过自新。
刘强准备承受鞭挞之苦，没想到受到这么高的礼遇，他拽个凳子坐下，瞅着“上挑眼”，等待审讯。
上挑眼问：“你还认识我吗？”
“认识，你在大山窝水库找过我，说我推麻凡下水，我没承认。”
“你为啥不承认？”
“不是我干得事，我不会承认。”
上挑眼说：“行了，行了，那种事已经结案，判你无罪。多亏那个麻凡哪！你得感谢他。”
刘强没说话。
“上挑眼”问：“吴有金是你什么人？”
“无亲无故。”
“不对吧？”
“咋不对？”
“上挑眼”说：“一点儿亲戚没有，你不会替他顶罪。”
刘强说：“真的没有。”
“上挑眼”眨眨眼，一丝笑倏然而逝，板着脸说：“我倒听说吴有金有个闺女，年龄和你相仿，长得挺不错。”
“你咋知道？”
“上挑眼”哈哈笑，笑声洪亮，使办公室的气氛变得轻松。他说：“我这些年尽干这个了，这点事还能瞒过我？我还知道你们钻过大草垛。”
刘强脸红，急着解释：“是钻过草垛，但我们是清白的，不像一些人说得那样脏。”
“就是清白也不行，你可是有家室的人，懂得吗？”“上挑眼”的脸上还带着笑，但目光逼人：“你这次拦车，不但体现了政治上的问题，也暴露出作风上的问题。”
刘强觉得“上挑眼”在制造轻松气氛中暗藏杀机，必须谨慎对待。他说：“吴有金病得很重，急需治疗，不是急需专政。”
“把吴有金换成别人，你还会这样做吗？”
“换成别人？”刘强没想过这个问题，他不愿说假话，便如实相告：“我也不知会不会这样做。”
“上挑眼”严肃地说：“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难怪走错路。”
刘强说：“我不认为救吴有金会有错。”
角落发出打骂声，“上挑眼”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转了转，然后打开黑屋门。黑屋对着刘强，往里看，是条黑洞洞的走廊，刑讯室传出马向勇的惨叫声。
“上挑眼”关上门，坐回椅子里，不再问话，意在让刘强认真思考。
对刘强来说，这种气氛很压抑。
过一会儿，“上挑眼”低声说，语气却很重：“按理说，吴有金的历史问题比马向勇还要重，让他逃脱专政，你的罪过不小啊！”
马向勇惨叫声忽高忽低，办公室里听得清清楚楚。
“上挑眼”又说：“顶罪这个事，说说容易，皮鞭的滋味儿可不是好受的。”
刘强不是怕皮鞭，他要尽力为吴有金争辩：“吴有金病得起不来炕，让他逃脱，他也逃脱不了，就算有重大历史问题，也应该调查清楚再抓人。”
“有人检举他当过胡子头儿，这问题就足够了。”
“胡子头儿算什么历史问题？”
“算什么？”“上挑眼”被刘强问得发了火：“今天是我审你还是你审我？我看你是自找苦吃！”
刘强感到事态越来越严重，如果服软，就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不如坚持下去。他说：“光凭检举就抓人，这事做得太草率，你们讲为革命负责，也要为人民负责。”
“上挑眼”大声说：“吴有金不属于人民！”
“他属啥？”
“上挑眼”站起身，愤怒地吼：“不许你逼问我！”
“我不是逼问你，我是说你们不该随便抓人！”
“上挑眼”踹开黑屋门，马向勇的惨叫声变成呻吟，打手的喝问声在整个走廊回荡。
气氛变得极为紧张，只要“上挑眼”下话，立刻会有打手来捆刘强，刘强也做好接受皮鞭的准备。
“上挑眼”站在走廊上，渐渐冷静下来，他想到刘占伍和专案组长的交待，也想到即使把刘强打得皮开肉绽，对自己也没有一点儿好处。
这就是人老奸马老滑的具体表现。真正抗击风浪的人，首先要学会保全自己。“上挑眼”从“耷眼皮”摔倒的教训中，总结出一个浅显的道理，捞不到好处而得罪人叫损人不利己，只有傻瓜才干这种事。
“上挑眼”不是傻瓜，他不想和刘强叫真儿，关上里屋门，拿出纸和笔，让刘强写份检讨书。
刘强不会写。
“上挑眼”提示他：“你就写吴有金是历史反革命，你替反革命顶罪，就是反革命行为。专案组暂时没专政你，你要衷心感谢党，感谢伟大领袖**，感谢红色政权，感谢革委会，感谢无产阶级专政。保证回村后低头认罪，悔过自新，服从改造。”
刘强替自己辩护：“我没有反革命行为！”
“我看你这个人就像茅房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尝尝厉害真不行！”上挑眼又怒又急，把心里话流露出来：“让你写检讨是给你下台阶，我也好向上级交待。你写你是反革命，是你自己的认识，定不定反革命，掌握在我们手里，没人看你写的那几个字。”
刘强还是不想写，气得“上挑眼”托出老底：“两个群专副组长了解你，对你印象不错，才让我来教育你，改造你，换别人敢拦专政队的车，早让你哭爹嚎娘了！快写吧，我拿你的检讨书向上交差，整好了今晚就放你。”
刘强按“上挑眼”的旨意写了检讨书，当天被放。
马向勇被关押在小黑屋子里，天天被提出去审讯，这个满腹经纶的“革命”瘸子，经不住专政队革命皮鞭的惩罚，每一天都有新罪行从他嘴里坦白出来。
他交待，他的腿不是被国民党打瘸的，也没挨过解放军的枪子儿，而是贩马摔的。他交待，做了假荣军证，因为做得太不像，没敢亮出来。问他为啥这样做，他说时下假的吃香，人们都喜欢说假话，办假事。打手给他加了两皮鞭，他供出假荣军证是老黑帮他画的，打手把这一重要线索报告给专案组长，专案组长让封进马向勇的档案。
马向勇交待，已故的妻子出身不好。打手们在这方面大做文章，政策攻心，小绳攻身，也没攻出可要的口供，因为马向勇根本不知道亡妻家人的下落。
马向勇还交待搞过妇女，被搞的人是历史反革命家属，打手们拷打他，问他和那名反革命家属有没有感情，马向勇一口咬定“没有”，说那名妇女太顽固，时时躲着他，每次都是他强迫。想定他勾结反革命罪，“强迫”两个字给他解了围。
专案组对马向勇审讯三天，把口供汇拢，觉得他的历史问题不算重大，现行问题也不够定性，打算再审一次做为终结，然后结束对他的无产阶级专政，让他回家调养因“教育”而受伤的身体。
审讯比以前客气，小绳绑得比以前松，两位打手握着三角带，在审讯中都没往他身上打。
马向勇跪在审讯桌前，由于两条腿都用不上劲，屁股压着脚跟，姿式不规范，身边的两位打手也没纠正。
记录者问：“马向勇，你对这几天的审讯有什么感受？”
“很好，非常好，对我教育很大，我以后要认真改造。”
问：“你坦白的罪行都是真实的吗？”
“是真实的。”
问：“你还有要交待的吗？”
马向勇想说“没有”，又不知这样说对不对，他向两边看，两名打手好象没在意他，他看一眼主审者，那人忙着整理记录。马向勇低下头，没敢吱声。
审讯者记完，无意中又问一句：“你还有没有要交待的罪行？”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马向勇想用这句话拖延时间，以决定该说有、还是说没有。他看一眼审讯者，那人的目光又变得严厉，马向勇低声说出一个字：“有。”
马向勇是个聪明人，他选择最简单的语言来回答，是为了少挨皮鞭。几天的刑审中，他又研究出一个大道理，只要不顶嘴，就会少受一些痛苦。然而，这次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本应该结束的专政，在他的一字之差下又要“深入”。
两名打手横眉立目，两条三角带同时抽在马向勇后背上，两人同时怒喝：“坦白从宽，交待罪行！”
马向勇被打得向前栽，大脑也在急速飞转，想不出还有啥罪行没交待，又怕三角带再往身上打。他不愧是阶级斗争的高手，没有的事也难不倒，呻吟后清楚地说：“我还有反动思想没交待。”/>
审讯者紧追不放：“有反动思想就有反动言论，交待吧！”
马向勇打算用抓不着看不见的“反动思想”来搪塞，以图躲过三角带，没想到审讯者把反动思想和反动言论联系在一起，事态严重，他低头转眼珠，越转越害怕。
马向勇非常明白，做些错事可以用皮鞭来改造，而反动言论了不得，特别是攻击伟大领袖**和影射革命旗手的反动言论，那是要用枪子儿解决的。在选择“枪子儿”和“皮鞭”时，马向勇抱定后者，专政队也以“抗拒”对他“从严”，加大了刑罚力度。
刘强被拉到公社顶罪，刘喜也跟了去，见哥哥被带进反醒室，他藏在屋外的墙角处。刘喜手里的短枪是假的，也要用他救出哥哥。他想：“刘满丰把枪装在裤袋儿里，抓他的人没一个敢上前，等天黑，我用假手枪吓唬看守，夺下他的真枪，他要老实就放他一命，不老实就开火。”
天还大亮，有人来开门，刘喜从墙角溜出来，偷偷跟上去，看见那人筐里有窝头，刘喜第一反应是饥饿，想到窝头是给哥哥吃的，他把伸出的手缩回来。送饭的看守发现了刘喜，以为他是哪个村混过来的小要饭花子，没喜得搭理他。
刘喜以为有了机会，贴在门口等。雪花零星落地，太阳在空隙间还露了一下脸，时间很紧迫，刘喜一阵阵着急。
送饭的看守走出屋，迅速锁上门，刘喜想用假枪顶看守的腰眼，又怕天亮被识破。自己露馅儿还好说，误了救哥哥是大事。正当刘喜犹豫之际，看守转身走向他，刘喜把假枪背在身后，瞅着看守嘻嘻笑。看守以为这个嘻笑的半大小子精不好，躲开他。
好不容易等到天黑，再没有看守来开门，刘喜瞅着门上的大锁干着急。
寒冷的北风吹开阴云，星星争着窥视雪地上的生灵，刘喜冻得手脚痛，也忍不住饥饿。他想到看守送进黑屋的半小筐窝头，估摸哥哥饿不着，忽然觉得在这守着是白受罪，便跑上县道往家走。
回村的小道比县道近，可小道边上有坟包，刘喜怕遇到鬼，他不敢走。
县道上过来一辆马车，和他同一个方向，刘喜爬上车沿，赶车人用鞭稍往他头上甩，刘喜求赶车人拉他一程，赶车人不答应，他被轰下车。
赶车人扬起鞭，把他扔在黑暗里。
刘喜感到世上的人在变坏，这个赶车的家伙丧失了同情心，没有一点儿人性。在以前，捎个脚是家常便饭，拒绝者被认为不善良，刘喜喜欢溜车板儿，没遇到车老板儿往下驱赶他。
一辆解放牌货车从刘喜身边驶过，扬起眯眼的土，刘喜抓起一把土扬过去，连汽车的尾巴都够不着。
刘喜对开汽车的人有成见，觉得他们不如拖拉机手好接触，拖拉机进村翻地，刘喜没少摆弄操纵杆儿。开汽车的人太牛，停车时还关着车门，不让刘喜往里看。拖拉机手都换成男的，开汽车的也都是小伙，刘喜经常看到小伙旁边坐着姑娘。
一次，一个留长辫的姑娘站在县道上等捎脚，一辆卡车“嘎吱”站下，小伙子推开车门，很客气地把她让进驾驶室。刘喜也学长辫姑娘的样子等车，汽车在他面前驶过，连车速都不减。刘喜到县道中间截，车在他身边绕过，开车人还摇下车玻璃骂他“找死”。几次被骂后，刘喜对大卡车产生怨恨，偷着往过路的车上抛石子儿，如果汽车停下来，他就和同伴儿喊顺口溜：“司机不用牛，专门儿喝汽油，男人怎摆手，汽车照样走，姑娘一点头，钻进驾驶楼，”喊完连蹦带跳，哈哈大笑。
又有汽车过来，开着大灯驶过，刘喜不再扔石子儿，也念不出顺口溜，他希望有汽车来回跑。尽管尘土呛鼻子，却能给他壮壮胆儿，特别是车上明亮的大灯，能给他照出一段路。
走到黄岭时，天黑得可怕，黄岭没通电，刘喜连出村的路都摸不着。想到还要走三里小路，又想到小路两边坟地里的鬼火，刘喜的头发一阵一阵地往起竖。再不敢往家走，他决定到县道边上的小队部里找个宿。
刘喜想到小时候村里人留过路人住宿的情景，也想到母亲为过路人烧开水的热情，觉得这几年变化太大，人与人之间变得戒备和陌生。他怕队部里的人不留他，还是硬着头皮走进去。
队部里住着两个人，都是照管牲口的饲养员，为省油没点灯，趴在炕上闲唠一天所经历的事情。见一个半大小子来借宿，先问他是哪村的，刘喜说家住刘屯，两人在大炕上清理出一块地儿，让刘喜趴下，给他一段木头当枕头，又拽出一床带有马粪味儿的棉被扔过去，告诉他：“屋里冷，炕上热，盖上被子就暖和了。”一位很同情刘喜，小声说：“去刘屯的路太背，别说是小孩，咱大人也不敢走。”
刘喜趴在热被窝里听两人闲说话，又闻到烧红薯的香味儿，他以为是饿急产生的错觉，用不停咽唾沫的办法来掩盖。这时，一个饲养员摸黑下地，去灶坑里扒拉灰，对另一位说：“地瓜烧熟了，你也起来吃。”炕上这位站起来点提灯，边划火边说：“这孩子八成吃不到晚饭，咱把地瓜多让给他点儿。”
灯点着，灯光照在说话人的脸上，刘喜一眼认出，他是在黄岭水库打架的“开裆裤”。
同样是一个人，展现在刘喜面前的是两种面目，一个要把食物让给素不相识的孩子，他是好心人。一个要从两个孩子手中抢走榆树皮，而且把两个孩子打伤，他比魔鬼还可恶，是刘喜心中不可饶恕的坏人。
熊熊的仇恨烈火，很快把“开裆裤”好心人的形象烧成灰烬。刘喜坐起身，拿过“开裆裤”递过来的红薯，红薯烫手，他瞅着“开裆裤”嘻嘻笑。
人生之路，本来就不平坦，情仇恩怨，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如果上帝把人生设计得非常圆满，人们会在单调的生活中感到空虚和失落，只有竞争，才能催人奋进，只有丰富多彩，才能使人们在永远的追求中得到快乐。恩情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仇怨可以毁掉人间的桥梁。由恨生仇，由仇积恨，它像丑恶的魔鬼一样扭曲着人们的灵魂，这种事如果发生在成年人身上，他们会用忍耐来缓解，也可以用大度来包容，发生在孩子身上最可怕，幼小心灵系上死结，花费终生的努力也难解开。刘喜的脸在嘻笑中变形，把手中的热红薯看成炸弹，他要投过去，要看着炸弹在“开裆裤”身上爆炸，要看看“开裆裤”那颗跳动的红心上到底有多少黑点儿。
刘喜没有这样做，他明白把红薯投过去对“开裆裤”没有任何损伤，何况，他饿得难受。
刘喜吃完手中的红薯，又笑嘻嘻地把“开裆裤”的那一个要过来，吃完蒙被装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