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时，出现一个大规模的武装觉醒运动，建立太平天国。九十年代，又出现一个变法觉醒运动。但他们都被守旧的冥顽势力击败。本世纪结束时，中国已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命运，亡在旦夕。

一官逼民反（下）上世纪（十八）的两大民变，白莲教的反抗历时九年，到本世纪（十九）一八四四年；苗人的反抗历时十二年，到本世纪（十九）一八○六年，先后被清政府的高压手段敉平。

两大民变虽然失败，但政治腐烂已深，贪污和冤狱手段已成为官员们的正常发财途径。清政府在艰苦的军事镇压取得胜利后，鼓舞了控制局势的信心，认为得到教训的不是政府，而是人民，人民应该从血的教训中了解叛变必死，谋反必亡，抗暴必被扑灭。所以清政府本身丝毫没有改革，贪污和冤狱反而更普遍和更深入，暴虐的方法也更残忍。新的群众反抗力量，遂在各地重新爆发。前半世纪五十年间几件重要的民变，列如下表：我们选择林清跟张格尔二人作代表，加以说明。

林清是天理教的领袖之一，天理教就是白莲教，当白莲教被迫不能露面时，林清就用天理教现身。这位冒险家有一个气魄恢宏的惊人计划，准备一举攻陷皇宫，占领北京。另一位领袖李文成，则在河南滑县发动群众暴动，组成武装部队北伐呼应。这个计划最大胆的一点是，它采取擒贼先擒王的手段，准备先活捉皇帝。

一八一三年，林清率领群众进攻皇宫，不幸失败。李文成在暴动前夕被人检举，地方政府用酷刑把他的双腿折断。他的部下仓促起事，但因北京方面失败的缘故，最后也告失败，滑县城内二万汉人居民，全数被清政府屠杀。

张格尔是上世纪（十八）回部（新疆天山南路）大和卓木布那敦的孙儿。清政府官员的贪污暴虐，在回部更甚，维吾尔人处境比内地的汉人更为绝望。他们大批向西逃亡，越过葱领（帕米尔高原）投奔同种同教，而又使用同一言语的浩罕王国（乌孜别克浩罕）浩罕对他们的同胞所受的虐待，深为愤怒。

事变的触发人物是清政府派驻回部的行政长官（参赞大臣）斌静，这位满洲赃官把维吾尔人当作畜牲一样看待，一八○二年，张格尔在浩罕王国军事援助下，攻陷天山南路大多数城市，但他显然缺少担任这种伟大事业所必须具有的英雄才能，他还没有把满洲人的势力完全驱逐出境，就急忙于专心从事内政的改革，而清政府始终掌握着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北最大的据点阿克苏城。

张格尔政权只有八年寿命，八年后的一八二八年，清政府反攻，张格尔被他的部属出卖，呈献给清政府。当时皇帝旻宁（禺页琰的儿子）教人把张格尔送到北京，他要亲自询问他叛变的原因。高级官员们———一群贪污蠹虫，立即想到上世纪（十八）(禺页)琰亲自审判王三槐，被三槐提出“官逼民反”的往事，恐怕张格尔也在皇帝面前揭发他们种种的贪暴罪行，就用一种毒药灌到张格尔口中，使他的咽喉腐烂，不能言语。当他装在铁笼之中，经过三千公里的长途跋涉，被送到旻宁面前时，口吐着白沫，痛苦万分。旻宁问他的话，他无法作答。旻宁比他老爹还要低能

，他根本无意、也无力弄清楚这场事变的真象，所以他并没有把张格尔放出铁笼，教他用笔写出来，也没有追究张格尔何以喑哑如此。张格尔跟王三槐一样，受到磔刑。

我们列表只到四十年代为止，并不是以后再没有民变，而是五十年代之后，民变更大更多，如太平天国、捻军、回教徒、阿古柏汗国，比起林清、张格尔，要升高百倍，我们将逐项叙述。

二中国与西洋的畸形关系在中国民变沸腾声中，西洋（欧洲，以及后起之秀的美洲）各国悄悄的在这个大黑暗国家的门口出现，要求通商贸易。

回顾双方面的关系是不愉快的。

中国文明在大黑暗时代之前，远超过西洋。十三世纪马可波罗眼中，中国简直遍地黄金。可是十四世纪明政府采取愚民政策，大黑暗时代开始，对所有的外来文化深闭固拒，中国遂跟西洋隔绝，远落在西洋之后。

欧洲在十五世纪发生剧烈变化，西班牙发现新大陆，葡萄牙发现绕道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线。各国商人和基督教传教士陆续向东方发展，葡萄牙商船队于十六世纪一五一七年，抵达广州。六十年后的一五八○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抵达澳门，并于一五八三年，进入较为接近腹地的肇庆（广东肇庆）传教。

因为隔绝太久的缘故，中国人对外国，尤其是欧洲，可以说一无所知。当利玛窦于十六世纪最后一年（一五九九）到达北京，求见当时断头政治皇帝朱诩钧时，政府高级官员在记载典章制度的《会典》书籍上，查不出有意大利这个地方，就坚决否认世界上有意大利的存在，幸而《会典》上载有大西洋国，于是利玛窦只好承认他就是大西洋国的人民。

葡萄牙商船队在中国有很好的收获，初次到广州四十年后的十六世纪一五六三年，明政府把荒凉的小小澳门半岛，划给葡萄牙，作为西洋各国商人的居留地。但澳门太过于狭小了，显然无法成为商业中心，他们要求进入南中国第一大港兼第一大都市广州。清政府直到十七世纪收复台湾，不再受海上威胁之后，才于一六八五年，开放广州作为商埠。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