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汉城，维吾尔人集中回城，绝对不许通婚，平时也不准有友谊上的交往，呈现一种人为的畸形社会形态，目的只是为了防止维吾尔人跟汉人结合。
这种情形，在行政区域划分和地方政府的组织上，明显地表现出来。中国本土被划分为十八个省，简称为“本部十八省”以汉人为主，仍维持明王朝遗留下来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省长称“巡抚”两省或三省（有时候也有一省）设立一个大军区，大军区司令官称“总督”——也可以称为太上省长。这些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当然全由满族人担任。直到下世纪（十九）中期之后，满族人无力控制全局，才不得不情愿任用汉人。
东北是满族人辫子王朝的发祥地，设立了三个“将军”一个驻盛京（辽宁沈阳）称盛京将军；一个驻吉林（今吉林省吉林市）称吉林将军；一个驻齐齐哈尔，称黑龙江将军。他们办公的官署，称将军衙门。但他们的辖区却没有名目，既不称省，也不称特别区。人们迫于需要，只好称它为省，而把全部满族故土，称为东三省，但事实上并没有省，直到二十世纪初叶，才由清政府改称为省。满族人的政治思想仍十分简陋，只有部落（八旗）观念，还没有行政地区观念。将军事实上是总督兼省长，主要任务是维持治安和防止汉人移民。
内蒙古，则设立三个官阶比“将军”次一级的“都统”只管军事。一个驻承德，称热河都统。一个驻张家口，称察哈尔都统；一个驻绥远城（内蒙呼和浩特）称绥远都统。主要任务在镇压蒙古人叛变和防止汉人移民。内蒙古人民则自己有自己的盟长（地区首长）、旗长（县长）享有比汉人稍高的自治权力。
青海，设西宁将军。西宁城在行政上属于中国本部十八省之一的甘肃省，但驻在西宁城的满族人将军，却是青海地区的首长，地位跟东三省的将军一样。他统治下的有汉人、蒙古人、藏人，情况比内蒙古复杂。
外蒙古和西藏，在每一个地区的首府，设一个“办事大臣”驻外蒙古库伦（乌兰巴托）的称库伦办事大臣，驻西藏拉萨的称西藏办事大臣：他们在性质上类似总督，但来办对外国的交涉。在外蒙古境内，与库伦办事大臣并置的，又有乌里雅苏台将军，职掌跟设于东北、青海的将军相同。外蒙古人民和西藏人民享受的是更高度的自治，他们不直接隶属于办事大臣，而仍然直接隶属于他们原来的首长，独立王国的形式继续存在，办事大臣只不过是清王朝皇帝的代表。
新疆，在它的首府伊犁（新疆伊宁·准噶尔汗国的故都）设伊犁将军，跟东北、青海各将军性质相同。另外在喀什噶尔（新疆喀什）设一个参赞大臣，负责天山南路维吾尔人和汉人间的事务。
七朝鲜·琉球·安南跟疆土开拓同时进展的，是藩属关系的加强。藩属，用现代话来说，就是被保护国。
疆土的开拓是征服其他土地使成为中国不可分的一部分。藩属则仍是独立国家，但向中国称臣进贡，承认中国皇帝也是他们的皇帝，表示对中国尊敬服从，中国则允许他们跟中国贸易。中国不干涉他们的内政，但有权处罚和奖励他们的国王，因为他们的国王必须经过中国的加封之后，才算合法。藩属国王也以被中国加封为一种光荣和保障，他用此向怀有敌意的邻邦显示，他已获得一个庞然大物当他的靠山。——藩属国的元首只能称国王或可汗，不能称皇帝。一旦称皇帝，就等于脱离藩属地位，跟中国平等。在中国看来，世界上只有一个皇帝，如果有两位皇帝同时出现，就等于天上有两个太阳，非拼个死活不可。所以有些藩属，虽然已称皇帝，但为了取得中国的保护，对中国仍谦卑的只称国王。像以东京（越南河内）为首都的大越帝国皇帝，他对中国只称中国所封的安南国王。
朝鲜王国是中国最古老的藩属之一，世界上再没有两个国家能像中国跟朝鲜这么长期的密切融洽。中国为保护朝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过去的事我们已叙述过，到了下世纪（十九）中国又为他作出第二次更大的流血牺牲。
另一个同样古老的藩属琉球王国，在十四世纪时，原是三个小国。十五世纪初叶，被其中之一最强大的国王尚巴志所统一，遂即派遣使节，远涉大海，向中国进贡，请求中国保护。它的首都名中山城，因之中国就封尚巴志为中山王。不过日本人的势力，因地理上更接近的缘故，不久也深入琉球各岛。每逢中国使节到琉球时，国王总是下令，命日本人先行躲避起来，在天朝大臣停留在国内期间，禁止人民说日本话，并涂去街市上的日文广告。南第三个古老的藩属，是前面曾提到的对外称大越帝国的安王国。安南第一任国王黎利，于十五世纪脱离中国独立，效法中国对首都称“京”的习惯，把交趾城（河内）改称东京，建立大越帝国，但仍尊奉中国为宗主国。黎氏王朝的政权后来落到大臣郑氏家族之手。郑氏所属的将领之一的阮氏家族，起而反抗郑氏上欺国王下压群臣的作风，在南方的顺化城，宣布独立，另行建立一个广南王国，跟北方的郑氏家族专权的大越帝国对峙，国土从当中分割为二。
本世纪（十八）七十年代，另一个阮姓家族崛起，称为西山党，他们的领袖阮文岳，于一七七三年攻陷顺化，把旧王杀掉，而自称是广南国王。旧王的弟弟阮福映逃了出来，他就是越南历史上有名的嘉隆王。他逃到暹罗（泰国）又逃到富国岛，日夜图谋夺回政权。
西山党既征服了广南王国，新王阮文岳派他的弟弟阮光平北伐。本世纪（十八）八十年代，阮光平攻陷东京
（河内）废掉皇帝黎维祁，自己坐上金銮殿。黎维祁逃到北京，向宗主国求救。中国决定出兵，一七八八年，中国远征军总司令（两广总督）孙士毅，率领大军护送黎维祁回国，击溃阮光平的抵抗，进入东京（河内）黎维祁复位。于是孙士毅洋洋得意，认为他的神机妙算超人一等，不再采取戒备措施。次年（一七八九）元旦，正当他大摆酒席，庆祝新年时，阮光平发动突击，远征军溃败，数千人被杀，黎维祁和孙士毅狼狈逃回中国。
但阮光平深知横挑强邻的结果是什么，他预防中国采取长期的报复手段，就派遣使节到北京匍匐请罪。恰好中国当时的皇帝弘历是一个虚荣心很强的人物，对阮光平的恭顺态度，大为欢喜。明年（一七九○）弘历八十岁生日，阮光平又亲自到北京恭祝寿诞，弘历就把黎维祁抛到脑后，而封阮光平当安南国王。——但事情并没有结束，西山党的好景不常。逃亡中的嘉隆王阮福映，靠外交手段，得到侵入东方的法国强大军力援助，于本世纪（十八）九十年代反攻，一连攻陷顺化和东京（河内）阮姓政权的西山党瓦解，阮福映统一全国。下世纪（十九）一八○二年，阮福映向中国报告复国经过，请求加封。凡是政治都是现实的，中国又把阮光平抛到脑后。一八○四年，加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即大越与广南的合称。从此安南改称越南亅亅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