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濮议”是一件小事，却被认为是一件天塌了似的大事。比当时被西夏帝国连连击败，死人千万，丧师失地，还要重要。显示出士大夫已没有辨别轻重是非的能力，却有勇于内斗的特质。

四教育文化宋王朝的教育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发达，这是士大夫努力推广的结果。犹如基督教牧师认为有义务把耶稣的福音传播给大众一样，士大夫也认为有义务把儒家学派的思想传播给中国人民。

在政府系统中，仍以国立大学（国子监）为最高学府，设于首都开封。国立京师大学校长，最初称“判国子监事”后来才恢复古老的称谓“祭酒”国立京师大学包括两个学院，“国子学”和“太学”国子学是贵族学院，七品官职（如县长）以上官员的子弟，才有资格入学。太学则不同，八品以下低级官员的子弟或平民子弟，也可以入学。本世纪（十一）七十年代，王安石当宰相时，把太学学生依他们的程度，分为三个学级，即“外舍”、“内舍”、“上舍”外舍考试及格，升为内舍。再合格，升为上舍，上舍考试及格，即行毕业，由政府授予官职。州政府所在地有州学，县政府所在地有县学。各乡镇有人民自费设立的小型学校——私塾。

除国立大学外，社会上还有私立大学（书院）国立大学仅首都一所，私立大学为数很多。规模的宏大，有时还超过国立大学，而以下列五所，最享盛誉：它们因是私立的，所以毕业生不能像国立大学的毕业生一样，有法定的地位。但它们却全由政府官员创设，几乎全靠政府的支持。石鼓学校成立最早，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其他四个学院也都成立于上世纪（十）只是到了本世纪（十一）才开始显示出它们的影响。而白鹿洞书院，到了下世纪（十二）时，学生将近一万人，竟成为儒家学派主流——道学（理学）的大本营。

和学校教育配合的是图书，中国历代政府都设有藏书机构。宋政府的藏书机构是崇文院，即国立图书馆。国立图书馆包括四个单位，称为“四馆”即“昭文馆”、“集贤殿”、“史馆”、“崇文院秘阁”昭文馆负责搜集和保管图书，集贤馆负责对藏书校正错误，史馆负责搜集史料和编写史书，崇文院秘阁负责保藏特别珍贵的书籍和名画。图书最多时达七万三千卷，约七亿三千万字，比唐王朝略少。它的流通量当然很小，不过非法外流的数目很多，如管理人员私相授受，甚至偷窃而去，但对知识传播，却有贡献。

国立图书馆在宋政府另有一种特殊地位，它是政府高级官员（包括宰相）的候补人才储备所。“四馆”里的供职官员，在术语上称为“馆职”全由具有儒书丰富知识的人选担任。一旦担任馆职，就等于确定了他光明的前途，因之成为新进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追求目标。

然而，国立图书馆最大的贡献，是它编纂了下列四部巨大的“类书”类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丛书，即把千百种图书所包括的相类似的事件，编纂在一起。读者如果需要某一类的资料，可免去翻查千百种图书的艰苦。

四大类书除了能够提供学者同类事件丰富的资料外，还为中国保存大量古籍。像《太平御览》所引用的原书多达一千六百八十九种，其中百分之八十八，即一千五百种以上，都已失传。完全靠这部类书，才知道那些古籍和它们的内容，这是文化史上最大的勋绩。——文化普及有赖于图书普及，图书普及有赖于进步的印刷术。古代图书，都靠手抄。到了七世纪，木刻版兴起，寺庙和尚最初用来雕刻佛经——宗教信仰始终是文化传播的主要动力之一。上世纪（十）时，士大夫才用来雕刻儒家学派的经典。到本世纪（十一）雕刻技术突飞猛进，业务蒸蒸日上，遂发展成为一种大规模的手工艺行业，大小工厂林立。杭州（浙江杭州）、成都（四川成都）、洪州（江西南昌）、泉州（福建泉州）都是重要的出版中心。遇到篇幅巨大的图书，像上述的四部类书，就要送到这些地方雕版。除了政府刊行图书外，因印刷的方便，民间也大量刊行图书，书店业由是应运而生，图书由珍藏秘宝，逐渐变成普通商品。——本世纪（十一）四十年代时，最伟大的雕版家之一的毕异，曾发明活字版。他在胶泥上刻字，用火烧铸，使它变硬，形状跟近代的铅字一样，排版的方式也相同，这是中国最早的活版印刷。但不知道什么缘故，并没有推广，只昙花一现便消失了。可能是农业社会的静态需要量，还没有多到手刻版来不及供应的程度。

五宋词中国文学在第八、第九两世纪唐王朝时代，以诗的创作，有辉煌的成绩。但中国诗有先天的缺点，即字数句数和韵脚，限制太严，又由于方块文字运用困难

，所以无法发展出来像希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那种海洋般的长篇史诗。绝大多数的诗只有四句或八句，字数也只有五字或七字，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可以稍作突破，但限度又非常的小，以致不能表达更复杂的感情和作更复杂的叙述。同时因为音乐的普及，于是，一种新的形式兴起，最初称之为“诗余”、“长短句”这是最恰当的称呼，但中国古代习惯使用单音节，所以又改称为“词”词是诗的解放，无论字数句数和韵脚，大都比诗所要求的尺度为宽，而且比诗更适于歌唱。所以每首词都有一个固定的雅丽名称，以标出它的音乐性质。诗人只要选择词调之后，照它既定的格式下笔，就立刻成为一首歌曲。词的歌唱法，很久以来，已经失传。不过我们认为，词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不见得有很高的音乐价值。——词律最讲究的是字的平上去入四声与清浊，苏轼作词往往不合这种规定，有时还不注意断句，曾被指摘为“把人的嗓子拗断”所以我们判断，在如此单调简陋的基础之上，不可能有复杂的高级音乐产生。二十世纪的今天，我们可以听到“词”的后裔“昆曲”实在并不悦耳，使我们更肯定这种判断。

第八世纪，词便出现于文坛之上，但它却在进入第十世纪之后，才生气蓬勃，压倒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造成词的时代。宋王朝以词闻名的有八百余人，有专业出版的有二百余人。我们举出其中最伟大的五人：李煜、苏轼、柳永、辛弃疾、史达祖，作为词时代的代表。李煜属于上世纪（十）苏轼、柳永属于本世纪（十一）辛弃疾属于下世纪（十二）史达祖属于下下世纪（十三）李煜，恐怕是中国唯一的帝王词人，他是小分裂时代南唐帝国最后一任皇帝。一生截然地分为两段，前半生是无忧无虑的宫廷生涯，后半生家破国亡，成为宋帝国俘虏。两种绝对相反的生活，使他写出动人心弦的好词。当他还是皇帝时，跟妻子周娥皇（大周后）感情最笃，为她写下很多艳词。我们举《一斛珠》一词为例：晚妆初过，沈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罗袖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