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由于秦志焘拥有中央的背景，所以此人的行事风格比较大胆，什么都敢试一试，有一种要让青江市在淮海省处处领先的想法，似乎不这么做，就对不起他国家体改委的背景一样！

当然了，在这个改革开放的大变革年代，有一个愿意激进改革的领导肯定是一件好事，只不过，如果在改革的过程中太过激进了，或者是没有经过认真严谨的实际调研，就拍脑袋决定了，那么就肯定会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副作用。副作用不大的话倒还无所谓，如果副作用太大的话，那就要成为瞎折腾了，最后受到损失的还是公家和老百姓。

黄鹤年蹙着眉头思考了一会，然后问道：“明宇，那么你的意思是不支持咱们市借鉴浙江的‘量化改革’运动？”

是否进行“量化改革”，这是一件关系着整个青江市数十万企业职工福祉的大事，陈明宇不想轻易表达自己的态度，因为他自己也还没有想好。虽然他对“当年”这一段历史有着比较清楚的记忆，但是他毕竟只是一个旁观者，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目前的优势只在于那些他能了解到的表面现象上，而对这次运动的很多深层次的内容他并不了解，另外，他也非常缺乏实际操作经验，所以他不能给出一个不负责任的回答。

但是总体上，他还是倾向于现在就搞“量化改革”运动，时机还不够成熟，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如果盲目上马，那么带来的可能就不是成绩，而是一个引爆社会矛盾的*包。

因此，陈明宇便字斟句酌的说道：“我觉得，‘量化改革’运动，以及产权明晰，是那些挂着集体帽子的企业必须要走的一条路，但是，这条路该怎么走，什么时候走，怎么样走才能尽量的减少副作用，就是一个很艰难的大课题了。如果弄不好，就很有可能会演变成一场私分集体资产的盛宴，进而可能会引发非深刻的社会矛盾。”

黄鹤年点点头，道：“其实咱们两个的想法差不多，我也觉得这条路必须要走，但是该怎么走才合适，确实是一个难题啊！”

陶学伟则非常直接的说道：“我觉得，咱们市搞‘量化改革’的时机还远远没到。浙江之所以能够搞得起来，是因为他们那边的民营经济发展的特别活跃，有着特别浓厚的氛围，但是咱们这儿的氛围可要比浙江那边的氛围差的太远了，如果贸然上马，肯定会带来很大的副作用。另外，黄主任，对于你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濒临破产的国营企业花钱买断企业职工的工龄，跟企业职工彻底分手的事，我也觉得困难很大。对于南方沿海那些经济活跃的地区来说，这么做的后遗症或许没这么大，因为那些濒临破产的企业职工在没有跟企业彻底分手之前，大都已经走上社会自谋出路了，所以企业花钱买断他们的工龄，他们或许还挺高兴。但是，对于咱们北方地区，尤其是咱们青江也算是一个老工业基地了，人们早已经习惯于把自己的人生‘捆绑’在企业上，以厂为家，世代传承的工作与生活模式已经让他们丧失了独立生活的勇气和能力。问题更大的是，咱们这儿经商和创业的氛围不够浓厚，那些被企业买断了工龄的职工在进入社会之后，肯定有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然后他们拿着那些微博的‘退休金’坐吃山空，生存的压力就会日益凸显，这就很有可能会导致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两件事只能一件一件的搞，单独的哪一件事，矛盾就够突出的了，如果一块上马的话，我真是很难想象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陈明宇暗自点头，心想自己这位表叔看问题还是看的非常透彻的，眼光也很长远。

黄鹤年叹道：“学伟啊，你说的这些，我又何尝不明白？只不过，咱们的秦书记迫切的想要把咱们青江打造成一个模板，已经给郭市长提出了一个要求，两手都要抓，而且两手都要硬！而且，秦书记的性格你们也了解，他只管拍板做决策，具体的操作，他是很少过问的，所以这就压到了郭市长身上。郭市长最近……非常为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