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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愉快与期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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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位当事人之死,已没有“愉快”一说,按照案发的情状想象,地狱也不过如此。芥川龙之介写到地狱,“血池”里被煎熬的犍陀多,之后被天国之佛偶然发觉,念他在凡界不踩踏蚂蚁、常行善事,佛就放下一根蛛丝救他,天国池水下面是十八层地狱,蜘蛛丝顺雪肤冰肌的荷花钓下去,就有麻绳粗细;犍陀多抓紧了努力攀缘,但此刻,同是在血池里的无数鬼魅,同样是顺蛛丝往上爬,犍陀多担心蛛丝会断,咒他们滚开,一语既出,蛛丝断了,他只能重落血池中——芥氏写道:“在佛足周围,玉石般洁白无瑕的荷花,浮起莫可名状的清香,极乐净土,大概已近正午了。”

读一位“有鬼论者”小说稿,全文细写某人在中心医院白日撞鬼的经过——作者与鬼怪总有牵扯,屡遭麻烦,小说结尾,讲他经过了省中心医院走廊,很晦气碰到一接尸车,他立刻躲入附近电梯,多次按钮,梯门纹丝不动,他意识到有鬼挡门,惶恐犹豫之间,电梯的超重铃声忽然嘟嘟嘟叫个不停,让他感觉,鬼怪已聚集电梯,他已被鬼所围,于是大骇,夺门狂奔出去……

愉快轻松的鬼叙事,只是《何典》的江南鬼话,讲鬼家、鬼兄弟、鬼男女、鬼情事,名称繁多:活鬼、饿杀鬼、牵钻鬼、臭鬼、扛丧鬼、雌鬼、形容鬼、六事鬼、色鬼、轻脚鬼、豆腐羹饭鬼、谗谤鬼……这细致的统计精,曾被鲁迅称道。

人生最重大的结局应该不是鬼,古人说死比天大,但是日常流行剧或网络语言里,却是轻松随便出现“去死吧!”的对白。

上海的普通家常女人,完全不是一般附会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月份牌、四十年代摩登旗袍形象,只弥漫真实人间的烟火,她们喜欢“死人”“死腔”的口头禅,凭声气的强弱软硬,判断是表示了愉快,还是愤怒。

沪语“屈死”一词,也是以前上海妇人常用语,开心、发嗲、扭捏、亲密时刻,前置一个“阿”字——称呼对方(大多为男子)“阿屈死”,更能表达一种柔情与怜爱,这与北方“打是亲骂是爱”、北方女子说的“死鬼”相似,爱恨交织,随意顺口。只是沪语版这三项的语气,如果音调忽然转为尖厉,即“吵相骂”最有力的武器。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普通女子,公共场合厉声相骂对方“死人”“死腔”“瘟生”“屈死”,后一句的态度,更有某种不屑——巴望对方速死,必是委屈中的死,极不安、极其潦倒不堪的死。“死有余辜”——沪语“口眼不闭”,即“死不瞑目”,“死”理该夹带更多遗憾才好。

最接地气也最丧气的是沪剧通俗经典,童养媳角色“阿必大”,一个可怜的上海小女子,她永是在公开场合,面对广大沪剧观众,被其恶婆婆无穷无尽当台辱骂,婆婆一口浦东本地话,屡斥她“死人”“死棺材”“死货色”“死不临盆”。

民间粗口,诅咒他人尽快死掉的条目,上海冷酷而充足:“死货色”“死赤佬”“寻死”“黄浦江没盖头”“浮尸”“烂浮尸”“快去跳黄浦”“去铁板新村(火葬场)”……浦东方言中,爱恨交织使“棺材”两字出现率高,“小棺材”“脱底棺材”“死棺材”“长棺材”“矮棺材”“戆棺材”“辣棺材”“寿(蠢)棺材”……东北话关于棺材,只有“棺材瓤子”一例——棺材等于瓢,居中尸首即瓤——一般形容病入膏肓的样貌,药石无灵的状态,等于上海旧版语言:“死坯!”死是一种已定型的坯件,一种直接指向、直接诅咒——五十年代大陆内部出版的小说,着意丑化蒋介石的《金陵春梦》《侍卫官日记》中,老蒋常挂嘴边“娘死匹”之“死匹”,可能是“死坯”的转音,这句强有力的沪语,大约是从浙江宁波方面传入的。

值得安慰的是,任何地域的方言,都是依靠肉体存在与消亡的。方言的鲜活生命,总在分化与流变,因此上述的恶语在上海“70后”“80后”的人群里,基本不再被使用,只在一个议论股票的场合,我听某小青年滑出一句上一辈的老话:“自家寻棺材困(自找倒霉)。”

他当时卧在车中,看到了高速路上方出现“上海”字样,忽然感觉司机连续变道,最后的瞬间,司机大幅度拉了方向,他所在的副驾驶位置迎面就撞上了卡车,车窗立刻被削平。

所幸他当时放低座椅小睡,也没系保险带,前方卡车的后尾直接铲掉了他面前的窗、车盖,擦着他头皮过去,他的前额掀开一个大口,血顺着后颈涌流,流到后背、后腰,他没发现自己流血,不觉得痛,他从车里挣扎爬出,立刻听到了刺耳的警报声。

几乎是同时,他竟然被几个蓝衣人紧紧扶起——在撞车后六十秒,他眼前居然出现了专业急救医务人员,三分钟内,他就被抬上了救护车,真是难以想象——也就是说,在飞驶的车流中,在流动的几千几万辆的车河中,有一辆回沪的救护车,一直紧紧尾随他的车,不依不舍,紧跟在后,有如保镖跟班——世上就有如此巧事!因此车祸既出,他立刻被救助,被包扎,救护车拉响警报,三十分钟内赶到了上海长征医院,一小时后,他已经躺在安静的手术台上。

他痊愈后告诉我说,如没有这辆紧跟不舍的救护车,他必将失血而死;如果当时他没有放下座位睡觉,按交规他必须系紧保险带坐直,想必也是死了,强大的惯性,将他冲到了车的右侧,卡车尾部一个方铁件,直接插入后排正中的椅背,穿透了一个大洞——即使奔驰700、四气囊也没用,如果他不滚到一边,他只能留下人生最后一张的数码照片了,十字军东征图画,一柄巨剑插胸的死态,交警拍下来存档。

说到这里,他和我都想到一位模糊而遥远的人物,一个叫大韦的上海青年。

那是深秋季节,收获的豆秸都集中在田垄上,等待机器脱粒,每天一早,我们用小锅炉的蒸汽管,化解冻住的脱谷机油管,然后正式发动机器工作,每天都这样,我们和大韦就在这架小锅炉附近工作,修理常有故障的几台脱谷机。夜晚的白霜还没被初阳融化,寒风刺骨,脱谷机排出柴油黑烟,豆秸的香味,以及大地一般褐黄色的灰雾,寒风永无止境,为此,女青年们都戴着各种头巾,红、蓝、灰色头巾。大韦是组长,记得在这个清晨,他独自回到了小锅炉前,驱赶几位烤火的上海女青年,通知她们机器已经正常,可以去工作了。这段对话很愉快,引起女青年们一串“银铃般”的笑声。然后,大韦在锅炉前坐下,也就在这个瞬间,他独自坐下休息的一刻,面前的小锅炉爆炸了,铁制的炉体并没有裂开,而是像一匹飞马,一口有魔力的铜钟,整体腾空而起,飞落到十米开外的地方,携带大量蒸汽和烟雾,四溅的炉火引燃附近的秸秆,等一切安定下来,我们才发现大韦躺在地上——锅炉确实飞越了他的头顶,但锅炉下方的铁脚,碰到了大韦的前额。我们蹲下身来叫唤他,发现他的前额,只有一小块不起眼的伤痕。我们抬起他放在马车上,赶往农场,在一路的颠簸中,我们看见大韦的双耳流出了粉色的脑浆,他哼了一声,全身动一下,或只是因为马车的颠簸,他就在去农场的半路上死了。

他是在四十年前被埋掉的,突然到来的死亡,让我们无法接受,之后有人解释为这是一种“好死”,大韦的死,算是爽快的,应该没一点儿痛苦吧,他安息的地方,是“青年坟地”。我们和女青年们,在大韦的棺材里先后放置了食堂的馒头、糖三角、一盒上海产的“梅林牌”午餐肉、扑克牌、他的新皮鞋,还有他自己的照片。

如今,有谁会做大韦去世四十周年的祭文呢?弹指间,日子就这样的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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