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把药喝完。”

他说着端起甜汤，迟疑了一下，又问杨婉道：“姨母，你要给邓厂臣讨药吗？”

“嗯。”

“为什么讨不来啊。”

杨婉仰起头叹了一口气，“因为彭御医去了成王府照顾成王的病去了，别的御医姨母都不大熟，开不了口。”

她说着，蹲下帮易琅理好袖口，继续说道：“殿下应该知道，是陛下让他待罪办事的，他手脚上那些伤，没有赐药，明面儿上是不能治的。”

易琅沉默了一阵，忽然道：“我能让他治。”

杨婉的手一顿。

易琅拉起杨婉的手道：“姨母，你明日让厂臣过来，我赐药给他。”

杨婉低头望着易琅的面庞，一时说不出话来。

“姨母你怎么了。”

“没有。”

她轻咳了一声，“姨母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易琅笑了笑，“姨母你不用谢我，我之前对他过于残酷，伤了姨母的心，如今，我想让姨母你高兴一些。而且他讲《贞观政要》里的《恻隐》篇讲得很好，我还想听他讲下一卷。”

杨婉听他说完，忍不住摸了摸他的头。

“殿下以后，愿意对他仁慈一些吗？”

易琅点头，“他与我说过，‘刑罚残酷，行用慎之。’我有记在心里，只要他遵礼，守法度，我会对他仁慈。”

杨婉听完这一番话，心脏像被炭火远远地烘烤都一样，起了一丝抓不住的暖意。

张琮倒台之后，历史的细枝末节似乎都在改变，人心有了缝隙，开始生长出善意的缝中花。但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杨婉，即便具体的历史会改变，但王朝的宿命不会改变。就好像人心中的情感会改变，但人心中的观念不会改变一样。

然而，人心中的情感重要吗？

对于历史研究来讲，确实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它太容易改变，一点也不稳定，并没有归纳总结的余地和价值。

可是，对于活在贞宁十四年的杨婉来说，那是她喜怒哀乐的根源，也是她真实活着的印证。

那些与她关联的人——易琅，宁妃，杨伦，张洛，白焕……

这些人心中逐渐复苏的悲悯，给予邓瑛的善意，分明映衬着她二十一世纪的人生。

《邓瑛传》出版以后，究竟有没有人为邓瑛这个人流泪，杨婉已经看不见了。但是那并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此时的人心。这些人在干冷的政治氛围之中，准许杨婉为邓瑛说出那句“不服。”而封建时代之后，那个写《邓瑛传》的杨婉，不也正是在干冷的史学氛围中，为那个一直跪在寒雪地里罪人，披一件寒衣，喊一声“不服”吗？

既然如此，还怕什么。

邓瑛一直都是邓瑛。

而杨婉也从来没有改变过。

＊＊

贞宁十四年一月初，学田案尚未审结，大明官场上却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浙江巡盐御使上本参礼部侍郎梁为本与倭寇勾结，开办私盐厂，当地盐蜀提举司几次每次派去征税的人，不是被杀了，就是被打得皮开肉绽地放回来。

梁为本是贞宁二年的进士，白焕的学生，如今身上的官职，也是白焕通过内阁，向贞宁帝荐的。

梁为本刚刚被下刑部大狱，户科便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给事中，上本参当朝首辅白焕收受梁为本的贿赂，卖官鬻爵，视大明吏政为待价之市。

六科和督察院本来就是打笔头仗的，很多参奏的折子，贞宁帝不愿意回，就搁置留中，他们也都习惯了。然而这个户科的给事中，却在三日之间一连上了五本折子。

内阁因此惶恐，白玉阳在刑部大堂中也心不定。

邓瑛不得已，开口唤了他一声。

“白尚书。”

白玉阳这才想起，邓瑛还在受审，拍案掩饰道：“住口，本官问你话了吗？”

邓瑛忍不住咳了几声，没有再出声。

坐在一旁的杨伦却站起身，随手拖过一张凳子，放到邓瑛身后。

邓瑛有些吃惊地回过头，压低声音问他，“杨子兮你做什么？”

杨伦压根没想避开白玉阳，比白玉阳将才的声音还大：“做什么，你还站得住吗？坐下”

邓瑛看了一眼白玉阳，往旁边让了一步，“公堂上呢。”

“什么公堂，今儿摆堂案了吗？”

杨伦说着扫向白玉阳，“审案的人，自己都审不下去了。”

白玉阳闻话喝道：“杨伦，即便没有摆堂案，那也是鞫问，你这般无礼……”

“你要治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