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提倡语言风格的多样化，鼓励和容许作者们各自带上异色异彩。但这与嗜“古”崇“洋”有明显区别。一“洋”二“古”，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语言上残留的影响，也是“学生腔”发展下去的两大陷阱，值得我们警惕。

“学生腔”在中国形成有各种原因。“五四”以来，白话文运动兴起，给小说创作开辟了广阔天地。但现代小说语言的发展经历了曲折艰难。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由于大量舶来外国思潮和外国文艺，外国语言也极大影响了中国文学，一方面促进了白话文的成熟，打击了文言文；另一方面又造成某种“洋”风弥漫于文坛，以至当时好些文学家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乡土文学掀起浪潮，作家向群众学习语言，运用方言俗语几成时尚。以周立波、赵树理为代表的一批作家活跃文坛，具有乡土色彩的文字，对外来语的消极部分给予了一定的抑制。但是，由于方言俗语本身还需要整理和改造，由于对古代语、外来语和方言俗语的吸收和消化远非一日之功，因此形成一种发达的民族现代语言，还有一个漫长过程。要求这种语言由文学界进入教育界，其过程就更漫长了。

小说语言是一种形象化程度很高的语言，必须生动鲜明地再现社会生活。鲁迅修改《阿q正传》时，阿q手里相对抽象的“钱”，就变成了相对具体化的“银的和铜的”。沈从文写《边城》时，连一些抽象的时间概念也不放过，总把它们化为相对具体的声、光、色来表现。如用龙舟竞渡的蓬蓬声，来暗示端午的到来；用山水花鸟的变化，来标志四季的更换。老托尔斯泰修改《复活》十几遍，对女主人公的描画一次次予以自我否定，直到“鲜明生动”了才罢休。于是，玛丝洛娃“故意让几绺鬈曲的黑发从头巾里滑出来”，“一只眼睛略为带点斜睨的眼”，“脸上现出长期幽禁的人们脸上那种特别的颜色，使人们联想到地窖里马铃薯的嫩芽。”这种富有独创性的比喻和白描，使她立刻区别于文学画廊里其他女性肖像。

再进一步说，小说语言与散文和诗歌的语言相比，更接近大众口语。前人很多“话本”、“章回小说”，一直体现着文、言一家的特点。当然，现代的很多小说已与“话本”的意义相去甚远，更依赖于阅读而不宜于讲述，但从大体来看，口语是大众的语言，集中了大众的智慧，往往具有极大创造性，总是能给书面语提供源源不断的营养。鲁迅与赵树理都曾纳大量俗词俚语于笔下。艾芜对大众口语也有过精深研究，说这种语言的特点是：词头丰富，谚语极多，具体形象，含蓄精炼。而贯串其中的基本特点，是民众“最爱使用具体形象化的句子”，比如把阿谀有钱人说成“抱大脚杆”，把不识字说成“灯笼大的字认不得一挑”，如此等等，让人一听就感到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当然，大众口语并非天然合理。元朝戏曲中的“直下的（忍心）”，“净办（安静）”，“倒大来（十分）”等等，就意思含混而费解，看不出有什么保留价值。当前有些小说中的“搞”字句，如“搞工作”、“搞棉花”、“搞对象”等，也显得过于粗糙，只能扰乱读者的思绪，中断读者的感受，无益于文学。因此，向大众口语学习并不是尾巴主义和照搬主义，如果不能去粗取精和厚积薄发，“学生腔”即便戴上了破草帽，穿上了烂裤衩，折腾得自己灰头土脸，还是可能一身奶气未脱，一开口就酸得让人为难。

1980年7月

*最初发表于1983年《北方文学》杂志，后收入随笔集《面对空阔而无限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