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日本以美国佩里扣关的方式敲开了朝鲜的国门，逼迫朝鲜政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约》，即《江华条约》，从事实上否定了中朝两国间的宗主藩属关系，使日本势力进驻朝鲜，为日后吞并朝鲜、侵略中国做好了铺垫。更多小说 Ltxsfb.com条约签订之后，日本对朝鲜采取了掠夺式的贸易政策：一方面，把朝鲜作为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以不等价交换的方式牟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用各种手段大量套购朝鲜的金银，以增加本国的财富积累。据统计，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从朝鲜运回本国的黄金约合835万日元，占同期日本所得黄金总量的68%，这为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军备扩张提供了更多的资金。

1882年，不堪忍受日本盘剥压迫的朝鲜人民爆发了反日高潮。愤怒的士兵和群众杀死了日本军训教官和亲日官员，发动了“壬午政变”。中国政府应朝鲜请求，出兵平息了事态，同时也阻止了日本趁机吞并朝鲜的企图。日本国内便以此为借口大做文章，煽动民众对朝鲜和中国的仇视，也为继续扩军备战找到了最为合适的理由。山县有朋鼓吹说：“时至今日，若不恢复我邦尚武之遗风，扩张陆海军，把我帝国比作一大铁舰，四面扩展势力，以刚毅勇敢之精神运转之，则我所曾经视之直接近邻外患，必将乘我之弊。”他还警告指出：“若坐失此机，则我帝国将复与谁同保独立，与谁同语富强乎？”言语间，把强兵与富国自然联系在一起，似乎合情合理，却难以掩盖狂妄自大的心态和急不可耐的侵略本性。他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强扩军力度，提出：“今欧洲各国远离我国，痛痒之感并不急迫，然而近察我邻邦之势，正在迅速勃兴，决不可轻忽。”无疑将战争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有针对性的准备，不仅加快了扩军的步伐，建立了战时大本营，还千方百计地搜集关于中国的军事情报。

为了扩大税收以增加军费，明治天皇亲自出马，召见地方官员，对征税进行动员指导，强调：“汝等身为地方官，应深体朕意，保证贯彻执行。”从1887年起，天皇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日元，并要求文武百官从薪金中抽出1/10，用于补充造船费用。在政府的诱导和鼓励下，日本国内支持侵略扩张的情绪高涨，推动了扩军计划的顺利实施。到甲午战争前，日本的军费开支占总预算的40%，建立了一支拥有6?3万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海军已拥有31艘军舰，24艘水雷艇，总排水量达7?2万吨。日本在军事上完成了发动战争的准备。

1890年，已经身为首相的山县有朋，在第一届议会上公开鼓吹他在《外交政略论》中提出的所谓“利益线”理论，指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是防守主权线，即保卫本国疆土不容他人侵犯；二是维护利益线，即在与国家主权线安危密切相关的地区，必须经常处于优势地位。他认为，在当时列强纷争的时代背景下，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的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利益线理论其实并不新鲜，不过是为推行武力扩张政策而精心编织的又一个蛊惑人心的理由。根据山县的要求，青木外相在《东亚列国之权衡》一文中，更加露骨地提出要在近期内抢先占领朝鲜、满洲和俄国滨海地区，甚至要把朝鲜、满洲并入日本。山县、青木的这些论调，是日本立宪后第一届内阁对邻国外交的总方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陆政策”，此后成为日本对亚洲政策的核心内容。

当时的日本正陷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中，经济萧条、物价飞涨、民心浮动，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和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都空前加剧。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决定发动对朝鲜和中国的战争，既符合其侵略扩张的战略传统，也希望借此达到转嫁国内矛盾的目的。

为了降低战争风险，日本急于寻求美英等列强的支持。而此时，美英也恰好希望借日本之力制约俄国在亚洲的势力扩张。双方各有所求，可谓一拍即合。日本借此良机提出了修改条约的请求，得到了英国的同意。1894年7月，日英双方签订了5年后废止两国间不平等条约的《日英新约》。以此为契机，日本与其他列强也陆续进行谈判，相继废除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最终于1911年恢复了关税自主权。在近代历史上，日本成为第一个摆脱西方列强奴役的亚洲国家。但从开始进行交涉至最终完成改约，日本足足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而且是在以牺牲亚洲近邻的利益为代价、获取欧美列强青睐的条件下才得以实现的。也就在《日英新约》签署的第9天，即7月25日，日本政府对中国和朝鲜不宣而战，揭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这一战争，对于近代中国、日本和朝鲜都具有极不平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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