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中华文明的吸收和融合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更多小说 Ltxsfb.com汉字和汉文、儒学、佛教、律令制度和生产技术都是日本学习和借鉴的主要内容。中日文化交流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有两千多年。中国最早的地理名著《山海经》中已有“倭属燕”的记载,写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有中日交往的最早记载,公元3世纪的《三国志》更包含了日本列传,详细记述了日本列岛风俗人情和中日往来的史实。
3世纪末期,中国的儒学思想和佛教文化先后传入日本,对日本以后的发展起到了文化启蒙的重要作用。如太宰春台所说,日本从儒学中懂得了先进文明的道德准则,“中华圣人之道行于我国,天下万事皆学中华,我国人始知礼仪,悟人伦之道,弃禽兽之行”。4世纪中叶,为了掠夺财富和扩张疆域,日本开始涉足朝鲜半岛,但多次出兵尝试均遭失败。这使日本朝廷认识到了自身的差距,从而更加坚定了通过吸收先进文明以壮大本国实力的决心。于是从公元4、5世纪之交的应神天皇时代开始,日本加紧了学习中华文化和引进物质文明成果的步伐。在此阶段,大量大陆移民在日本政府的招请下来到日本,使得中华文化得以广泛传播。无数事实证明,日本国家统治机构的完备、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无不与这些大陆移民有密切关系。也正是在中华文明的巨大影响下,日本到公元4至5世纪渡过了野蛮阶段,进入了文明阶段。
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近4个世纪的分裂动乱,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当时日本正值推古天皇在位(593年~629年),摄政的圣德太子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为了直接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他先后4次向中国直接派出“遣隋使”,充分显示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和以人为师的诚意。日本也因此成为最早派人到中国留学的国家。公元618年,随着唐朝灭隋,中华帝国进入了鼎盛时期,迅速呈现出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景象,令东亚各国羡慕不已,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日本朝野上下对中华文明更加仰慕向往,出现全面学习模仿中国的热潮。据记载,公元630年~894年,在大约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共向唐朝派遣了十几次遣唐使,随行的还有众多留学生和留学僧。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两国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为了更好地达到学习中国的目的,保证最大限度地完成使命,遣唐使团集中了当时日本外交、科技、艺术、宗教、军事等方面的优秀人才,每个成员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饱学之士或有高超技艺者。他们把从大唐学得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带回日本。多数人回国后都被委以重任,尽其所学,对日本的政治制度、法律、宗教、教育、文学、艺术、历法以及衣食风俗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公元645年,日本孝德天皇重用从唐朝归来的留学生高向玄理、留学僧僧旻、灵云、惠云等人,仿照中国唐朝的政治制度,在日本实行改革,史称“大化改新”。这是日本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革新之一。经过大化改新之后,日本确立了以唐朝三省六部制和郡县制为蓝本的中央官制和国、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以均田制为蓝本的“班田收授法”,以府兵制为蓝本的“防人制”军事体制和以唐律为蓝本的律令体系,形成了以天皇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特别是此后颁布的《大宝律令》,在法律上肯定了大化改新的成果,被认为是日本史上趋于完备的一部成文法典,在以后的数百年间一直得以沿用。据考察,在大化改新所颁布的律令中,与唐朝律令相同、相似的条文多达420余条。难怪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认为:“奈良至平安时期,吾国王朝时代之法律无论形式与精神上,皆依据唐律。”所谓“奈良至平安时期”,也就是公元8世纪至12世纪末期左右,大致相当于唐玄宗至南宋孝宗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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