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大宋代变法，不管是庆历变法还是熙宁变法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归究其原因是皇帝和士大夫们无法‘定国是’，说简单一点就是无法合理分配权力。”

“变法最终都要以强权来推行法的具体实施则由宰相和一帮文臣们来‘操’作，相权如果过度集中到变法的新党手上，这显然会影响到皇权，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蔡京就是一个例子，他和新党人士最终主掌了权柄，权势倾天，结果权力失去了制约和监督，贪污**横行天下，新政迅速蜕变，国祚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败亡。”

“皇帝和士大夫们在‘国’理念上有‘激’烈的矛盾，这很正常。仁宗皇帝、神宗皇帝、哲宗皇帝和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吕惠卿、蔡确这些大臣在‘国是’理念上各有看法，结果导致变法反反复复，党争愈演愈烈。当今太上皇和蔡京在‘国是’理念上也有矛盾，蔡京四上四下就很能说明问题，每当太上皇的变法思路和蔡京的变法思路产生‘激’烈冲突的时候，蔡京就下台，所以新政蜕变的责任不是蔡京一个人的，太上皇、蔡京和大臣们都有责任。”

李有些明白了。

变革不请一帮上大夫们拟制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就行了，它需要皇帝和士大夫这两股原动力的结合，而变法若想成功，必须要解决“国是”，而解决“国是”的核心是权力分配，也就是皇权和相权的合理分配。从大宋变法失败的教训来看，必须让相权进一步扩大，直接主导变法。

就李虎来说，挟天子而号令天下，未尝不是以强权推行变法的一个好办法。

“叔父，刚才你也说了，蔡京和新党人士主掌权柄后，权力失去了制约和监督，导致新政迅速蜕变。”李虎问道，“这个问题不解决，如何保证变革的成功？”

“这是我要告诉你的第二个问题。”赵明诚笑道，“大宋新旧两党之争，表面上是治国策略之争，但归结到根源，却是学术之争，也就是儒家各学派的思想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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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国是：源出于南朝范的：

昔楚庄王问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叔敖曰：“国之有是，所恶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独在君，亦在臣乎？”对曰：“君骄士，曰士非我无从富贵；士骄君，曰君非士无从安存。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进。君臣不合，则国是无从定矣。”庄王曰：“善。

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也。”

“国是”并不是一般的国事，而是治国的大政大策。

“是，则也”，而“则，常也”，“法也”。“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也”中的“是”即为则也，常也，法也，是国家长治的大政。“共，同也”，即齐心协力的意思。这样看来，共商国是，即可解释为“齐心协力地商定国家大事”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