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有一些教授是这样的。

不幸我的叔父在发言方面有些欠缺；在熟人中间闲谈还好，在公共场所就不行；作为一个讲演者，这是很可惜的缺点。所以在学院讲课时，教授常常为了同一个不易从嘴里说出来的特别刁难的字进行斗争而中止发言，那个字抗拒到底、越来越胀大，终于以不太科学的骂人粗话的形式脱口而出，随着就是一阵大发雷霆。

在矿石学里有不少半希腊、半拉丁的名称，都很难念，一些古怪名称就连诗人的嘴也说不出来。我并不要说这门科学的坏话。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可是当一个人碰到什么“菱形六面结晶体”，什么“松香沥青化石”、什么“给兰立特”、什么“谭加西特”、什么“钼硫铅”、什么“锡矿(钅黑)强酸盐”、什么“(钅些)养(钅替)钙矽”；就是最灵活的舌头也会说错。

在这城里，人人都知道我叔父这个可以原谅的毛病，他们就欺负他，他们等他说到困难的地方，他越生气，他们就越笑；这就是在德国也不能算是很有礼貌的事。所以虽然听黎登布洛克教授讲课的人很多，其中总有不少人是经常来欣赏教授发脾气，开开玩笑的。

不管怎么样，我总得强调一下，我叔父是个真正的学者。虽然他有时动作有点粗鲁而把一些标本搞坏，他却有地质学家的天才和矿石学家的锐敏观察力，用起他的锤子、他的钻子、他的磁石、他的吹管和他的盐酸瓶子来，他是很在行的。从某一种矿石的裂痕、外表、硬度、可溶性、响声、臭气和味道，他可以毫不迟疑地判定它在现代科学所发现的六百种物质中是属于哪一类。

黎登布洛克的名声在所有国家科学机关学会里都得到尊敬。亨夫莱-达威先生、德洪伯特先生、佛兰克林和萨宾大佐路过汉堡的时候，都要来拜望他。还有贝凯雷先生、埃贝曼先生、布鲁斯特先生、杜马先生、米尔纳-埃德渥先生都喜欢同他研究化学方面的重要问题。他在这门科学上有过很多发明；1853年在莱比锡城发表了黎登布洛克教授著作的超越结晶体学通论，这是一部附铜版插图的巨著，但因为成本太高，还要赔钱。

此外我的叔父还作过俄国大使斯特鲁维先生的矿石博物馆的主任，那里的宝贵收藏是全欧洲著名的。

向我急躁地喊叫的也就是这位大人物。你们可以想象一个高个子，瘦瘦的，非常健康，外表很年轻，所以这五十岁的人看来只有四十岁。他的大眼睛不停地在他的大眼镜后面转动；他的鼻子长而且尖，象一把尖刀；顽皮的学生们常说那是一块磁石，可以吸起铁屑。那都是瞎说造谣；不过，它确是可以吸鼻烟，而且数量很大，这一点不假。

我还要补充说明，我叔父迈一步足有三英尺，而且他走路时紧握双拳，说明他的脾气很激烈；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别人怕接近他了。

他就住在科尼斯街的这所小房子里，房子半砖半木，有锯齿形的山坡，旁边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运河穿过汉堡旧城中心，那地区幸免于1842年的火灾。

不错，这所老房子有些歪斜，而且向外凸出；它的屋顶倒向一边，有些象土根朋的学生的便帽；它的垂直线条也不太高明；可是总的说来，它还很牢固，这是由于它前面长着一株根深叶茂的老榆树；在春天那株树就把它的花蕾紧贴在玻璃窗上。

我的叔父在德国教授里要算过得不错的。这所房子和房子里的人全属于他。家属里有他的教女格劳班，一个十七岁的维尔兰地方的少女，还有女佣人马尔塔和我。由于我是个孤儿，又是他的侄子，我成了他科学实验中的助手。

我要承认我对于地质学非常爱好，我的血管里有矿石学家的血液，而且我玩起我的宝贵的石头来永远不会厌倦。

总的说来，住在科尼斯街这所小房子里是可以过得很快活的，虽然这位主人的脾气很急躁；因为他虽然态度上有些粗暴，他还是很爱我的。可是这个人不能等待一下，永远急得要命。

四月间，他在瓦盆里种了一些木犀草和牵牛花以后，每天早晨他都要去拉拉叶子，让花长得快一些。

对这样一个古怪的人，只有服从命令。于是我就赶快跑到他书房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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