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当年还有阿彩招呼客人。”

“她不管招呼，坐帐台。那时我在杭州钱庄里的饭碗敲破了，到上海来寻生意，城里有家钱庄，字号叫做源利，有个得力的伙计是我一起学生意的师兄弟，我到上海来投奔他，哪晓得为他兄弟的亲事，他回绍兴去了，源利的人说就要回上海的，我就住在一家小客栈里等。一等等了十天，人没有等到。盘缠用光了，只好在小客栈里‘孵豆芽’。”

囊底无钱，一筹莫展，只好杜门不出，上海的俗语叫做“孵豆芽”。但

客栈钱好欠，饭不能不吃，他每天到老同和来吃饭，先是一盘白肉、一碗大血汤，再要一样素菜，后来减掉白肉，一汤一素菜，再后来大血汤变为黄豆汤，最后连黄豆汤都吃不起了，买两个烧饼，弄碗白开水便算一顿。

“这种日子过了有七、八天，过不下去了。头昏眼花，还在其次，心里发慌，好象马上要大祸临头，那种味道不是人受的。这天发个狠，拿一件线春夹袍子当掉后，头一件事就是到老同和来‘杀馋虫’，仍旧是白肉、大血汤，吃饱惠帐，回到小客栈，一摸袋袋，才晓得当票弄掉了……”

“掉在老同和了？”古应春插嘴问说。

“当时还不晓得。不过，也无所谓，掉了就掉了，有钱做新的。”胡雪岩停下来喝口酒，又喝了两勺汤，方又说道：“到第二天，出了怪事，有个十二三岁的伢儿，手里捧个包裹，找到我住的那间房，开口说道：”客人，客人，你的夹袍子在这里。‘一看，这个伢儿是老同和小徒弟。我问他：“哪个叫你送来的？’他说：”客人，你不要问。到我们店里去吃饭，也不要讲我送衣服来给你。‘我说：“为啥？’他说：”你不要问，你到店里也不要说。你一定要听我的话，不然有人会打死我。‘“

“有这样怪事！”古应春兴味盎然地问：“小爷叔，你总要逼他说实话罗！”

“当然。”胡雪岩的声音也很起劲了，“我当时哄他，同他说好话，他就是不肯说，逼得我没法子，只好耍无赖，我说：我不说，我也要打死你，还要拿你当小偷，送你到县衙门去打屁股，你说了实话，我到你店里吃饭，一定听你的话，什么话都不说。两条路，随你自己挑。”

“这一来，便把实话逼出来了？”

“当然。那个小徒弟叫阿利，是阿彩的表弟，我的夹袍子，就是阿彩叫他送来的。原来……”

原来胡雪岩掏钱惠帐时，将当票掉落在地上，至晚打烊，阿利扫地发现，送交帐台。阿彩本就在注意胡雪岩，见他由大血汤吃到黄豆汤，而忽然又恢复原状，但身上却变了“短打”，便知长袍已送入当铺。于是，就悄悄赎了出来，关照阿利送回。特为交代，要守秘密，亦望胡雪岩不必说破，倒不是怕她父亲知道，是怕有人当笑话去讲。

“照此说来，阿彩倒真是小爷叔的红粉知己了。”古应春问道：“小爷叔见了她，有没有说破？”

“从那天起，我就没有看见她。”胡雪岩说：“当时我脸皮也很薄，见了她又不能还她钱，尴尬不尴尬？我同阿利说：请你代我谢谢你表姐。她替我垫的钱，我以后会加利奉还。”

不道此一承诺竟成虚愿。大约一年以后，胡雪岩与杨昌浚重逢，开始创业，偶然想到其事，写信托上海的同业，送了一百两银子到老同和，不道竟碰了一个钉子。

“那次是怪我的信没有写对。”胡雪岩解释其中的缘故：“信上我当然不便说明缘故，又说要送给阿利或者女小开阿彩，人家不知道是啥花佯，自然不肯收了。”

“那么，以后呢？小爷叔一直在上海，莫非自己就不可以来一趟？”

“是啊！有一回我想起来了，用个红封袋包好一张五百两银子的银票，正要出门，接到一个消息，马上把什么要紧的事，都掼在脑后了。”

“什么消息？”古应春猜测着：“不是大坏，就是大好。”

“大好！”胡雪岩脱口答说：“杭州光复了。”

“那就怪不得了。以后呢？以后没有再想到过？”

“当然想到过。可惜，不是辰光不对，就是地方不对。”

“这话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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