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郭嵩焘是南书房翰林,他跟左宗棠的胞兄左宗植是儿女亲家,与左宗棠当然很熟,深知他才气过人,便跟同为南书房的翰林潘祖荫说:“左季高如果不在湖南,一走保不住,东南大局,不夏可问。我跟他同乡,又是姻亲,不便进言,老兄何妨上个摺子。”
潘祖荫听他的话,果然上了个摺子,铺叙他的功绩以后,作了个结论:“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咸丰一看,为之动容,当即传旨问曾国藩,左宗棠是仍旧在湖南好呢?
还是调到曾国藩大营中,以便尽其所长。曾国藩回奏,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于是奉旨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
左宗棠因祸得福,多亏得藩祖荫、郭嵩焘,但他对潘、郭的态度,大不相同。对潘祖荫除了“三节两寿”必送一份极厚的礼金以外,知道潘祖荫好收藏金石碑版,当陕甘总督时,凡是关中有新出土的碑,初拓本一走专差送潘祖荫,有时甚至连原碑都送到潘家。
郭嵩焘是在洪杨失败后,奉旨出任广东巡抚。两广总督名瑞麟,与巡抚同驻广州,“督抚同城”,常不和睦,瑞麟贪而无能,但为内务府出身,有事可直接诉诸两宫太后,靠山很硬,所以郭嵩焘深受其掣肘之苦而无可如何。
那知处境本已很难的郭嵩焘,万想不到多年好友。且曾加以援手的左宗棠会跟他为难,为了协饷,除致函指南以外,且四次上奉祈,指摘郭嵩焘,措施如何不然。郭、左失和的原因,有仲付传说,流传最盛的一个说法是,当郭嵩焘放广东巡抚时,湘阴文庙忽产灵芝,郭嵩焘的胞弟郭昆焘写信给老兄,以为是他开府的吉兆。左宗棠得知其事,大为不悦,说“文庙产灵芝。
如果是吉兆,亦当应在我封爵一事上面,与郭家何干?“由此生了意见。
其实,湘阴文庙产灵芝,是常有之事,左宗棠亦不至于小气到连这种事都要争,真正的原因是,洪杨军兴以后,带兵大员,就地筹饷,真所谓“有土斯有财”。李鸿章最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始终霸住江苏,尤其是上海这个地盘不放,左宗棠却只得浙江一省,每苦不足,看出广东是大有生发之地。
所以狠狠心不顾感情友谊,一再攻讦郭嵩焘。最后终于如愿以偿,由他的大
将蒋益澧接了郭嵩焘的手。不过蒋益澧的广东巡抚,干不多久就被调走了。
郭嵩焘因此郁郁不得志。光绪建元,起用在籍大员,他跟曾国荃同被征召至京,曾国荃放了陕西巡抚,因为不愿与陕甘总督左宗棠共事,改任河东河道总督,郭嵩焘则奉派为福建按察史。这在当过巡抚的人来说,是很委屈的,不过他还是接了事。不久,诏命开缺,以侍郎候补,充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
其时云南发生英国公使翻译马嘉理,越滇缅边境接应英国武装“探路队”,为中国军民所杀,因而引起的很严重的交涉。英国公使咸妥玛表示,郭嵩焘出使英国,如果在国书上表明中国认错字样,可即赴任,否则应候云南案结后再赴英国。总署诸大臣都认为中国不能认错,郭嵩焘亦就不能出国,奉旨署理兵部侍郎,并在总署行走。
郭嵩焘对办洋务,一面主张公平合理,认为非此不足以析服洋人。他认为马嘉理被杀一案,云南巡抚岑毓英不能说没有责任,当案发以后,意存掩护,又不查明击杀情由,据实奏报,一味倭罪于深山中的野人。而朝中士大夫又因为官兵所杀的是洋人,群起袒护岑毓英,以至于英国更觉不平,态度亦日趋强硬。郭嵩焘以为,这件纠纷固结不解,全由不讲公平、不讲事理之故,因而奉命入总署之日,便单衔上奏,请旨“将岑毓英先后酿成事端之处,交部严加议处,以为恃虚骄之气,而不务沉心观理、考察详情,以贻累国家者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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