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当然还不能明保蒋益澧升调广东，是用夹片的方式，在“陈明广东兵事饷事”中，攻郭保蒋。首先就说：“广东一省兵事实足观，而饷事亦不可问。军兴既久，各省兵事或由弱转强，粤则昔悍而今驽矣！各省饷事或由匮而渐裕，粤则昔饶而今竭矣！”光是这两句话，便将近两年的督抚一起攻击在内，当然，郭嵩煮的责任应更重于瑞麟，因为他在任之日比瑞麟久。

接着便专责饷事，而此正是巡抚的职责，其中并无一语提及郭嵩焘的名字，而大部分的攻击却集中在郭嵩焘身上，特别提到广东富饶之区的潮州厘税。

左宗棠是这样指责：“臣抵大埔，接晤潮郡官绅士民，询及潮郡厘税，合计杂货之厘、洋药之厘、汕头行厘、船捐，每年所得，共止三万余两，是一年所入，不足六千人一月之饷也。潮州为粤东腴郡，而厘税之少如此，外此已可类推。”

这是有意歪曲事实。从钱江创设就货征税的厘金以来，最难办的就是广东，当郭嵩焘莅任之初，就曾会同总督毛鸿宾奏明。厂东办厘的情形，有异于他省，主要的原因是洋人的牵掣。广东的形势，“澳门据其西，香港绕其东，所有省河扼要海口，其地全属之洋人，而香港尤为行户屯聚之地。一二

大行店皆移设香港，以图倚附夷人，便其私计，一切劝捐抽厘，从不敢一过问。其有意规避捐输者，亦多寄顿香港，希图幸兔。统计出入各货，凡大宗经纪，皆由香港转输，是他省但防偷漏之途，而粤东兼有通逃之薮。“

其次是广东的风气与他省不同。广东的士绅，往往包揽税捐，厘金开办之初，亦由劣绅承包，任令侵渔中饱，而公私交受其病。其后收为官办，则原来包厘的劣绅，因为失去特权，心有不甘，从中煽动捣乱，聚众捣毁厘局之事，不足为奇。官府胆怯怕事，不敢惩办祸首，反而撤去委员，或调功府县地方官，以求妥协，而结果是越迁就，越棘手。

从郭嵩焘到任后，以剔除中饱，讲求合情合理的宗旨整顿厘捐，颇有成效，从未设局的琼州府、廉州以及惠州的河源等地，次第开办。至于潮州，就广东而言，偏处东隅，久成化外，直到汪海洋逼近广东边境时，方由潮嘉惠道张铣，设法开办，数目虽少，但总是一个开端。朝州的民风，因势利导，好话说在前面，无事不可商量，强制硬压，则偏不服从。张铣的意思是，只要潮州肯承认厘捐，以后可以陆续增加，而况局势方急，官府与绅民之间，为此先起争执，是件极危险的事。这个看法。郭嵩焘深以为然，但左宗棠有意抹煞事实，只强调每年只收得三万银子，却不说这三万银子来之不易，而只要能收此三万，以后三十万亦有希望。

最恶毒的是，左宗棠又夸大广东海关的收入：“闻海关各口所收，每岁不下二百万两，其解京之数，无从稽考。此项若能由督抚设法筹办，于正供固期无误，而于该省筹饷大局，实裨益非浅。特此为二百年旧制，非外臣所敢轻议。”

接下来便是保蒋益澧了。他说：“臣率客军入粤，偶有闻见，自不敢不据实直陈。至兵饷兼筹，任大责重，非明干开济之才，不能胜任。浙江布政使蒋益澧，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若蒙天恩，调令赴粤督办军务，兼筹军饷，于粤东目前时局，必有所济。”

这就是所谓力保。力保之“力”，端在一句话上：“ 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以节制三省军务的总督，如此推崇，分量实在太重了。

左宗棠以诸葛武侯自命，目空一切，竟这样降心推崇，也实在不类他的为人。因此有人传出来一个内幕，说是闽浙总督衙门主章奏的幕友，受了蒋益澧一万银子的红包，力主加这“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十个字。如果流言属实，算起来是一字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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