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一队的社员们都聚在了饲养员田万江的窑洞里——这是一队的“会议室”。

往常，开会前总有许多人涌到隔壁少安家里闹腾耍笑半天。今天队长门上别着红布条，示意媳妇坐月子，外人不得入内。

当社员们聚齐以后，少安就把他和福高商量过的意见。给大家端了出来。

这个空前大胆的设想，先把众位乡亲惊呆了。

紧接着，饲养室里顿时象煮沸了一锅水！

所有与会的人，都纷纷争抢着说话。几乎所有的人都支持这么做，并且一个个情绪非常激昂。庄稼人都明白，只要这样做，那今年下来，一队家家户户恐怕都要大囤冒尖小囤流了！

这群泥腿把子穷得都濒临绝境，因此没有那么多患得患失；这么严重的离经叛道行为，甚至连后果也考虑得不多。这样做，个人、集体都增加了粮食，为什么要拒挡他们呢？干！

头脑热烘烘的庄稼人，已经沉浸在一片激动之中。他们已经纷纷议论起怎样分组；分组后怎样劳动；有的甚至描画这样一年下来，他们的光景日月将会如何美气……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趁热打铁，现在就研究着往开分！

在众人的闹哄声中，小队会计田平娃已经在炕桌上铺开了几页白纸，准备记录大家的意见。众人立刻你一句我一句地吵开了。

弄了大半夜，庄稼人还连一点瞌睡也没。这些没文化的农民，竟然搞出了一份叫人大为惊呀的“文件”——田平娃给它起了个正确的名字：合同。

现将其中的一份抄录于后，无兴趣的读者可以跳过不读，有兴趣的不妨浏览一下——双水村大队第一生产队一九七八年农业作业组生产合同经协商，第一生产队（甲方）与第三农业组（乙方）订签七八年生产合同如下：一、生产任务：定土地220亩。夏田103亩，其中小麦83亩，复种荞麦10亩；秋田117亩，其中玉米60亩、谷子15亩、糜子25亩、蔓豆10亩、其它豆类7亩。二、交队产量：小麦12940斤、玉米17700斤、糜子3550斤、谷子3300斤、蔓豆1700斤、荞麦800斤、其它豆类1190斤。

三、定工：按照各种作物的工序和组内社员投肥，共定工3140个。其中工序工（见附表）2340个；组内社员投肥工2800个。

四、投资：投化肥2300斤、农药款10元。

五、奖赔：全奖全赔。所定工序如有一道工序未搞，除扣本工序定工外，再扣总定工的10％。

六、说明：组内搞副业需经生产队批准。其收入队、组各半；队按1.50元一个工给组记工。

队长：孙少安（签名）

第三农业组长：田福林（签名）

第二天上午，孙少安拿着这些“文件”进了田福堂家。他向书记详细汇报了一队今年的这新打算、新办法；并且把开会的情况也给书记说了。

田福堂听了这事，就象耳朵边响了一声炸雷，都懵了！他半天弄不懂倒究发生了什么事！

但有一点他很快明白了过来：一队长胆大包天，准备带上社员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他一时不知该对少安说什么。

本来，他自己可以毫不犹豫地一口否定这无法无天的行为。但听少安汇报说，一队的社员都拥护这样做；并且是全体一致通过的。这样一来，他就先不能忙着表明他的态度了——当然，他就是立即表态反对，他也肯定是正确的！这样做，一队的社员就都会骂他田福堂；而这个队大部分又都是他的同族人。如果田家圪崂的人起来反对他，那他田福堂在双水村就成了孤家寡人。不能！先把少安这小子打发走，让他想一想再说！

他于是就对等待他表态的少安说：“这么大的事，我田福堂一个人怎敢给你们表态？你先回去，等我和大队其他人开会研究后再答复你们！”

少安就马上从书记家告辞了。

田福堂手里拿着少安放下的“材料”，就象拿着一颗即将爆炸的手榴弹，慌慌忙忙地把孙玉亭叫到了家里。

孙玉亭一听这情况，立刻震惊得张大了嘴巴。他激愤地说：“毛主席老人家一去世，人的心胆越来越大了！竟敢明目张胆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还了得！没王法了！”田福堂讥讽说：“你们家出了大人物，敢领着群众造社会主义的反！”

孙玉亭坚定地说：“谁反对社会主义，我就反对谁！别说是我的侄儿，就是我父亲现在活着，他反对社会主义，我也坚决不答应！

田福堂说：“不论怎样，你侄子已经闹腾成了这个样子，你说怎么办？”

“把那小子捆起来！扭送到石圪节去！”孙玉亭气愤地说。“也不必这样。咱是不是先开个支部会，看他们其他人怎说？”

“这还要开什么支部会哩？”孙玉亭说，“这明摆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嘛！他们其他领导人还敢支持吗？干脆，别再费这了，你赶快到公社汇报去！”

孙玉亭一下子提醒了田福堂。对！这么严重的路线斗争，不是双水村能够解决了的，应该马上向上级汇报！田福堂说走就走，骑上自行车很快动身去石圪节公社，找白明川和徐治功汇报去了。

与此同时，孙玉亭连家也没回，火急火燎地找到他哥孙玉厚，让他赶紧说服孙少安不要再执迷不悟；否则，恐怕公安局的法绳就要套到他娃娃的脖子上了！

那晚上的社员会孙玉厚没有去参加，因此并不知道儿子闯了这么大的乱子。

他紧张地听完玉亭的叙说后，立刻拉着弟弟到一队饲养院去找儿子。

老兄弟俩来到饲养院，因为秀莲坐月子，按乡规他们不能进家去。

他们就把少安从窑里叫到院子来。

兄弟俩立刻围住他，连说服带吓唬，让他赶紧声明不再“胡闹”了。孙玉亭还建议侄儿主动到公社投案，好争取党和政府从宽处理。

少安一看两个老人这么惊慌，心里烦乱极了。说心里话，他对这事也没有什么把握。但现在已经骑到了老虎背上，也不好轻易下来。尽管一般情况下他都老成持重，但有时也有年轻气盛的一面，事情究竟怎样，现在还没最后定论呢！他不能答应两个老人的要求。再说，事到如今，这事就不是他孙少安一个人的，而牵扯一队的几十户人家呢！他平静地对两个老人说：“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但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就要好汉做事好汉当！你们先不要管，有什么差错我自己承担！”

这老兄弟俩没想到少安这样回答他们，气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孙玉亭一看侄儿冥顽不化，干脆一拧身回家去了。哼！到时吃了亏，甭怨你二爸没提醒你小子！

孙玉厚一看玉亭走了，自己便抱住头蹲在寒风地里，急得几乎快要哭了。

少安见父亲这样痛苦，就劝他说：“爸，你别这样。你先回家去，让我一个人想想再说……”孙玉厚看当下说不转儿子，只好骂骂咧咧地走了……当田福堂气喘嘘嘘地赶到公社，向白明川和徐治功汇报了双水村的“严重政治事件”后，公社的两位主任也惊呆了，从白明川来说，他不久前心里也闪过这种设想，但很快就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而已——他没想到，孙少安这家伙竟然这样干开了！

两位主任意识到事情非同小可，公社也不敢处理，就立刻用长途电话向县革委会的领导作了汇报。

这消息顿时使原西县革委会炸了！

冯世宽很快召集常委们紧急开会——讨论双水村出现的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

在会上，冯世宽没等大家说话，他自己先严肃地对这件事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发言。在发言中间，他停顿了一下，立刻指示一名常委出去给各公社打电话，看其它公社有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如果出现，要立即制止，狠狠批判，严厉打击！

冯世宽发完言后，李登云和马国雄接着发言，坚决支持冯主任的意见。但副主任田福军提出，县革委会能不能心平气静地研究一下这个新情况呢？另外，是否可以不必忙着处理这事？他建议先由县、社、队三级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把具体问题调查清楚再做结论也不迟！

田福军由这个问题，转而很沉痛地论述了全县的农业生产情况。他大胆地指出，他们村子出现的这个情况，也许能反映了全县农民的一种情绪。孙少安的这种做法是否正确，可以讨论；但目前农村既然已经贫困至极，人们就得想办法维持自己的生存。作为管农业的副主任，田福军立刻给常委们摆出了一滩数字：一九五三年全县人均生产粮九百斤，而去年下降到六百斤，少了近三分之一。从五八年到七七年的二十年间，有十六个年头社员平均口粮都不足三百五十斤；去年仅有三百一十五斤，而其中三百斤以下的就有二百四十一个大队、四万一千多人，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四九年人均生产油品九斤二两，去年下降为一斤九两……社员收入低微、负债累累，缺吃少穿。劳动日值只有二、三角钱，每户平均现金收入只有三、四十元。超支欠款的达二千三百户。去年国家贷款金额近一千万元，人均欠款五十多元。社员欠集体储备粮一千三百多万斤、相当于全县近一年的征购任务……田福军罗列完这些数字后，痛心地说：“我们是解放四十多年的老革命根据地，建国已经快三十年了，人民公社化也已经二十年了，我们不仅没有使农民富起来，反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田福军发完言后，常委们都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