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只会轻描淡写地说，自己有那么一点点喜欢。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

而她对我起名这件事情，在我看来，这是不对的。

并不是当你喜欢什么的时候，就一定要把自己的孩子的名字也跟着命名。

比如我知道有一个节目主持人，因为喜欢巴蒂斯图塔，就把自己的孩子起名叫巴蒂。

这实在是可笑。

再比如我爸，虽然看起来木讷，但是他也有过自己崇拜的偶像。

他喜欢过希特勒——当然，他并不敢在任何场合说过这个话——他甚至还读过《我的奋斗》，这在当时几乎可以算是一本禁书。

但他就不会想过管我叫张希特勒。

而我，我还曾经迷过一段时间的哈姆太郎，难道我应该管我将来的孩子叫张哈姆，或张太郎？「怎么可以管自己的孩子叫太郎呢，太不像话了，那是日本人啊！」有一天，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妈时，她这么说，「日本人都不是好东西！」妈对日本人的这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讨厌，也许只是出于宣传手段的原因，是一种被轻易挑逗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结的发泄。

又或者，她纯粹是因为不喜欢我爸对日本的喜爱。

因为他们两人的关系，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都太紧张了，所以只要是爸觉得好的东西，妈就必须要找出一个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来唱反调。

爸幼年的时候赶上中日建交后蜜月期的尾巴，自学了日语，并在我很小的时候教我唱《星》和《风继续吹》。

那时候的日本，在官方的宣传口径中，还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一个远东的重要的战略伙伴。

樱花还是一种美的象征，和服还是一种中华文化在海外的遗珠，年轻人向往的还是高仓健的成熟男人味和雪凝中凄美的爱情。

而现在，这些纷纷演化成了色情文化和周边，动漫文化和周边，宅文化和周边的「文化侵略」和政治上的互相诋毁和厌恶。

也许，我是说也许，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原因，不关注时事的妈也开始对日本讨厌起来，以一个高瞻远瞩的家庭主妇的姿态在内心要求和日本算清我们的历史遗留问题。

可是讽刺的是，我还是来到了日本留学。

留学生涯的前三个月是枯燥的。

我住在国分寺内藤一丁木的私人学生宿舍里，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自己做早饭和午饭。

步行一刻钟到达西国分寺车站，然后坐中央线一直到新宿，最后再步行十分钟到达柳玉语言学校。

整个过程要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

得益于从小被爸填鸭式的灌输教育，我的日语水平比其他的外国留学生都要好一些。

虽然我的语法有时会意外地很糟糕——这应该归咎于我爸本身自学成才的问题。

我在语言学校的课程完成之前，就通过了留学生考试，赶上了入冬前的最后一次面试机会。

开春后，我以候补生的名义进入了外国语大学，主修英国文学史，并在两个月以后转为正式注册生。

我搬进了新建在坂町的留学生宿舍，距离防卫省只有不到十分钟的步程。

我一下子从偏西的小村民，成为了大东京的城市居民。

为了支付高昂的宿舍费和伙食费，我一直打工赚钱。

起先我在一家中餐馆做打包外卖，每周工作三个晚上，每个晚上四个小时。

中餐店的名字叫红宝石，开在紧挨着新宿历史博物馆的四谷，主要服务的都是周围的工薪阶层和留学生。

主厨师傅姓田，福建移民，大家都叫他老田，是个笑起来满脸褶子，看不见眼珠子的老实人。

除了偶尔会克扣工资，每小时只给不到700日元以外，其他的都好。

店里的生意一般，除了刮风下雨的坏天气时订外卖的人会稍微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