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值班室拿了件大衣，从后门溜出了医院。

我在圣潘克勒斯火车站买了一张车票，只身前往欧洲大陆。

在康斯坦茨的第三年，我搬到了博登湖附近德瑞边境的的一个小镇上。

康城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小城，我在安静的街区租了一栋小房子，有一个带篱笆的小花园，托比很喜欢。

托比是我收养的一只狗，混种牧羊犬，被遗弃在劳次林恩火车站，我将他带回家，带他看兽医，给他买狗粮，直到它长大，居然有两英尺高。

他长得又高又壮，非常的漂亮。

我初到康城的头一年，每隔两个星期去一次默德萨克教授的心理实验室，所有的精力除去对付我心里的住着的那个魔鬼，我几乎丧失了一切生活能力。

有时情况比较好一点，我会出门，沿着湖区旁边的道路散步。

收养了托比之后，他喜欢在我身前欢快地奔跑，我则在后面懒懒地走，有时会在附近的咖啡馆坐会儿，还跟着面包房热情的老板娘学了一点点德语。

但大部分时候很糟糕，那些绝望的黑色如潮水一般涌来时，我甚至打过托比，用过各种东西，有时是锅铲，衣架，手上随便一个什么就砸过去。

可是他从来不哭，也不叫，挨了打就呜地一声跑开，但他很快就回来，然后睁着黑色的湿润双眸，望着我躲在房间里崩溃痛哭。

按照德国动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我已算是虐待动物，已经足够让我剥夺动物的领养权，可是托比一直陪着我。

后来我再也舍不得打他，我尝试过鞭打自己的双腿。

托比一次又一次地阻止我，然后依偎在我的身旁，用头蹭我的怀抱舔舔我的手心。

他的性格沾染了我的坏处，也有孤僻之处，有时我们怄气，却又在孤独里互相拥抱。

我的爷爷在我离开国内的第二年因病去世，小姑姑瞒了我很长一段时间，但最后我还是得到了消息，那夜我在教堂跪了整整一个晚上。

家里人都不是基督教徒，不知道我的忏悔和祈祷他能不能在天国听得到。

情绪在极端的压抑和痛苦之下，默德萨克教授建议我可以寄托宗教，康城有所湖区主教教堂，哥特式穹顶下角落里的风琴手有一张虔诚忧郁的面容，我坐在椅子上，耳边圣歌围绕，我抬头望着阳光穿过彩绘的玻璃窗顶，一格一格缓慢地移动，心里的那个困兽慢慢平静下来。

我情况渐渐得到了控制，默德萨克教授在工作的间隙，他偶尔会和我聊聊天。

e是我在开始接受治疗后，才得知我人已经到了德国。

她致电给我，抱怨着说“映映，火灾发生时我托人寻边了伦敦的所有医院，都不见有你的名字。”

“e，谢谢你的关心。”

“映映，你赠我的那幅画，有人开了天价要买走。”

“e，那是你的画，你有权处置它。”

“但是若有人打听画者的下落呢”

“你可告知了旁人”

“拜托，那时我亦不知你在何处。”

“那就好。”

“你不想听听是谁买了它”

“不，我不想。”我挂了电话，出去草地上陪着托比玩丢球。

这条街道房子相隔都有一段距离，邻居之间很安静。

能够独立正常生活后，我进入一个专科学校修读无用的艺术史，经过教授的介绍，我每个月有几天固定去康城一个自闭症儿童教育训练机构，教那里的小朋友画画，然后收集他们的绘画给心理学家进行比对分析，以对他们进行相应的治疗。

默德萨克教授建议我可以工作，我是因为当时乘坐长途火车上来到欧陆时，因为烫伤的发炎和感染，和我一个车厢的一名护士教会了如何我给自己包扎和注射，默德萨克教授有一个医学研究诊所，他建议我去上培训课程，他说倘若我愿意，可以在他的诊所成为一名很好的护士。

我微笑着告诉他，我会好好考虑。

我的前半生，从未想到我会做一名护士，而如今却漂流在茫茫大海，早已失去了方向。

我在学校开始有了一些朋友，他们邀我去聚会，我学会了煮土豆青菜卷，蘸色拉酱和肉末，一样可以吃得津津有味。

“y，你应该开心一点。”高大漂亮的女孩子，总是拍我的肩膀。

我总是微笑。

他们宽厚的善意，接受一个总是习惯沉默的、中国来的女孩，不懂包饺子，不会唱茉莉花。

大雪纷飞乡愁四起的无数个失眠的夜晚，我坐在窗台上，用酒配香草奶酪，一点点地喝下去，酒精会使人麻痹，而后获得轻松。

直到灰黑的天空缓慢透出光亮。

如果这世上有命运，不知道它是如何流转，竟要我付出如此惨痛代价。

我不过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男人。

前尘往事。

我已经再也不敢记得。

再也不敢记得一丝一毫。

不敢有一丝的念头，不敢有片刻的松懈，来放任自己的回忆，来记起我的祖国，我长久居住的湿热的南方城市，我深深爱过的情人。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心理逃避症状。

但至少我可以痊愈。

无论何种形式，我至少要痊愈。

直到我离开国内的第四年。

甚至比我料想到的要晚了一些。

我在苏黎世，重逢劳家卓。

三七

我在康斯坦茨大学认识的一个师姐，研究生毕业之后在苏黎世工作，几个礼拜前苏黎世政府和国内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筹划联合举办一年一度的中国文化节，需要中国女孩子充当翻译接待宾客。

她原本接下了这份工作，谁知道在展会开始前几天，她丈夫临时生病需住院开刀，她急急找到我来顶替她。

我据实以告“我的词汇还不足够完全翻译古典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