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有没有错？当然有错，而且曾经大错特错，例如西方初期资本主义之剥削劳动者，初期帝国主义之压迫别国人，都是大错。但他们因实行民主，不去封闭别人的嘴巴。马克思可以在伦敦召开共产第一国际大会，发表《共产宣言》，而不受禁止，便是证明。因此，在民主与自由制度之下，他们的过错不断获得暴露与改正，议会成立了，保护工人的立法制定了，工人的生活获得充分的改善。两次大战的教训，殖民地也独立了。孔子赞扬大禹“闻过则喜”，又说“圣人之过，如日月经天”，而指出一般常人却掩饰过错。孔子希望每个人都成为圣人，但他没有想出可行的好方法。西方人想出来了，他们用民主制度，使每一个当政者变成圣人。至少能做到了：当权者的过错，“如日月经天”，大家一目了然，不改不行。请看制度的功用有多么大？从而我们可以获得一项结论，要想每一个人都自动认错，虽圣人也办不到，唯一的办法是实行民主，使每一个人无法隐瞒过错，自然可以纠正死不认错之人类通病。所以要想中国得救，唯一的办法，就是民主。

《丑陋的中国人》《丑陋的中国人》提要

1984年9月24日，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演讲《丑陋的中国人》，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以及“不能团结”等，归结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

次年8月，此篇讲稿和另两场演讲的记录（《中国人与酱缸》、《人生文学与历史》）、一篇访问稿（《正视自己的丑陋面》）及三十二篇杂文组成的“老昏病大展”结集，并收入二十篇回应文章结集出版，是为轰动一时的《丑陋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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