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说，当国际贸易中，商品的销售额和利润分离，分属不同国别的企业，原先建立在销售额与利润同一体上的传统贸易与汇率理论必然失效。

这种新的国际经贸生态是怎样形成的呢？按照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先生的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因为政治壁垒和地缘的隔离，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形成了壁垒森严的两种不同经济体。西方国家采用了市场经济，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土地和劳动力等价格不断攀升，逐渐形成了一个高价格体系；中国等国则采用了计划经济，造成短缺经济的现实，土地和劳动力等价格一直在低位徘徊，形成了一个低价格体系。就像在长江上建了一个三峡大坝，上游的价格水位很高，下游的价格水位很低。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壁垒降低，加上因特网等高科技跨越了地缘的距离，跨国公司发现，它们完全可以利用这种价差，将制造基地搬迁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从而极大地降低制造成本，为公司构造巨大的新利润空间。随着制造能力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必然带动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等价格的上涨，随之而来的商业和金融服务业则进一步推动中国的价格上涨。与此同时，美国的商品价格则出现下降趋势，以低价著称的沃尔玛的崛起正是把握了这一趋势。

目前，国际经贸关系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基本结构，即随着美国制造能力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美国必然向金融衍生经济升级。由于金融衍生阶段赚钱更容易，美国人消费大手大脚，成为全球最主要的消费增长之源；中国则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基地，从世界各地采购原材料，加工为成品后，再运到美国等西方国家销售。此结构中，在中美之间，美国必然持续出现大额的贸易逆差，中国必然持续出现大额的贸易顺差；在中国与原材料提供国之间，中国是贸易逆差，原料提供国则是贸易顺差。但是，从利润流向的角度，在中美之间，美国是巨额的利润顺差国，这种巨额的利润顺差，反过来又支持了美国金融资产的价格上涨。

无须回避，在这种新结构中，只要中国“世界工厂”的基本角色不变，中国和美国之间不可能实现贸易额的基本平衡，而中国的“世界工厂”的基本定位至少会持续10～20年。目前，由于中国“世界工厂”的发展仍然在上升周期之中，中国对美贸易逆差将在未来相当长时间保持高位，甚至不排除继续上涨的可能。

如果非要把中美间的贸易平衡作为至高无上的目标，那么有两个方法：一、中国尽快超越OEM品牌代工厂的阶段，使得中国制造与中国品牌、中国资本合为一体，但这最多只能是局部实现，因为美国资本、美国品牌和中国制造的结合已经是既成事实；二、中国形成与美国并雄的强大金融市场，可以有足够的金融资产收益养活国民，然后把制造能力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这在至少10～20年内都是奢望。

非要达成贸易平衡不可的话，那只剩下一个办法———将人民币大幅升值，自废了“世界工厂”的“武功”，将“世界工厂”的历史机遇慷慨地转赠他国。即使那样，美国的贸易逆差仍然不会减少，除非美国人不再消费，或者自己重拾制造。

事实上，试图通过人民币更大幅度升值来减少贸易顺差，不仅不能实质性地减少贸易顺差，更可能会刺激更多的热钱伪装成贸易顺差或外商直接投资“偷渡”中国，从这层意义上说，用人民币更大幅度升值来减少贸易顺差，只能是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