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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梦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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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声明留下位置。奥威兹也挤在聚在一起听消息的人群中。在此之后,迈克尔

·艾森纳分别打电话给这几个合作者向他们表示祝贺。从第一次讨论到他们的联盟

宣告成立,前后只用了7个星期。人们非正式地称他们为“梦之队。”

在第二个月里,电影圈里的人几乎都在谈论着下面几个问题:这3人联盟不打算

从松下公司手中接手MCA吗?其他独立制片人会来加入他们的队伍吗?他们将公开发

行股票吗?他们会把阿姆伯林公司吸纳到这个新公司里来吗?他们究竟会去拍什么

样的电影呢?钱将从哪里来呢?到底该给这个组织起个什么名字呢?

其中的几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答复。由于担心会失去控制权,这3人都否决了向

股东出卖自己的股份的提议。但他们将把这公司的三分之一股权出售给个人投资者,

以换取9亿美元作为周转资金。至于项目计划,24部影院影片将在10年之内发行。除

了一部根据《旧约圣经》改编的动画片外,他们没有提到其他将被拍摄的影片。他

们打算把这部动画片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创世纪》,记者比尔·默耶尔是名义作者。

在那一年,这个3人小组宣称打算投资一部由小普雷斯顿·斯塔吉斯编写剧本,麦克

·盖里斯任制片的电影。小普雷斯顿的父亲曾经写过或导演过一些斯皮尔伯格最喜

欢的影片。有传言说这3个人可能会接手《星球大战》后3集影片,但是在1995年8月

下旬,乔治·卢卡斯谨慎地声明,有关这几部影片,没有举行过任何讨论会。

这个新组织的权力分配是明确而详细的,盖芬将主管音乐部门,凯赞伯格负责

制片公司日常经营。斯皮尔伯格同意让阿姆伯林公司最终成为新公司的一部分。但

是,有一段时间,他答应全身心地投入到新公司来,但保留他为任何他愿意的人作

导演的权利。根据他与环球公司和华纳公司签的合同,他还欠他们7部影片,因此,

还要过段时间他才能为自己的公司拍片。1994年10月19日,他宣布阿姆伯林公司用

250万美元购买一部由迈克尔·克里奇顿和他的妻子安妮·马雷共同创作的剧本《龙

卷风》,这是一个关于追踪飓风的科学家的故事。依然是出于慎重,斯皮尔伯格始

终都对“独立”敞着一道门缝。

“SKG梦工厂,”它的名称是由“梦之队”和3位主要人物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合

并而成,它在1995年初正式拉开了帷幕。成立后它所召集的那些会议证明,它的结

果就像一幅由现实主义者所创作的人体画,每个人都在不看别人如何画的情况下画

上自己的一笔,最后它既不生产产品,也不能使任何人满意。但此时此刻,斯皮尔

伯格这位新领导人就像新做父亲的人一样骄傲。在新闻发布会上,他无意中说错了

话,他把新公司称作“我们的新国家”,这表明他如此喜欢这种概念,并已开始称

“梦工厂”为“我们的主权国”了。

到1994年年底,这个3人小组已经开始购买房地产。他们被一堆行政区和商会的

人们追着,这些人都迫不急待地渴望这几个会赚钱的人物能降落到他们的税区。他

们最后决定在普雷亚威斯塔的霍华德·休斯的老飞机工厂买一块100公顷的土地作拍

摄场,他们3人计划在这里修建20个录音棚、餐馆、学校以及13000套房子,边上还

有一个人造湖。盖芬说:“我们希望那些已经从潘伍德的《007》拍摄场上消失的东

西,将会留在这里。”这样可以使人对斯皮尔伯格支持欧洲电影的承诺有所信任。

接手MCA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也吸引着这3个人。这个制片厂聚集了太多的死脑筋和

旧好莱坞的代表。然而,在新的企业里,瓦萨尔曼与辛伯格究竟该占据什么样的位

置呢?这3个人非正式地与公司商讨了几次,提议梦工厂将通过MCA出售一部分产品,

作为回报他们希望公司能准许瓦萨尔曼和辛伯格仍然保留现有的权力。

1994年11月,默里塔让哈伯特·阿兰飞往大贩,与松下公司协商MCA公司买卖案

一事。1995年1月,日本公司授权阿兰卖掉了MCA公司的80%的股份。4月,MCA被转

到了赛格拉姆公司的小埃德加·布朗夫曼名下。在签字仪式上,MCA被正式移交给了

布朗夫曼。尽管奥威兹暗地里是松下公司日方代表,可他却坐在默里塔对面、布朗

夫曼身边,阿兰还穿着在农场骑马时一直穿着的那双中仔靴,站在一边,天真地看

着他帮助促成的这桩生意。对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是好莱坞又一次在为一位外国对

手送行。

布朗夫曼的第一组行动就是与“梦工厂”协商发行的问题。他加入了一支长长

的队伍。美国广播公司已经签订了一个1亿美元的制片合同。在1995年3月,保尔·

艾伦这位隐遁多年的微软公司的合作创始人,与比尔·盖茨一起花费5亿美元得到了

梦工厂18%的股份。几天以后,盖茨为梦工厂“公司”提供了3000万美元作为起动

资金的一半,这是一个生产CD盘和其他电脑产品的附属公司。5月,朝鲜三星集团公

司的一个成员“世界梅地亚公司”,注人了最后3亿美元的投资基金。

迪斯尼公司不能坐在一旁看着权力结构发生这种新的、根本性的排列组合,特

别是看到人们极有可能将无限大的资源都投给最近几部最大最成功的影片的缔造者

,把大量财富放进对手的营地中。1995年的夏季,迪斯尼公司为金融家沃伦·巴菲

特在布拉斯加州的媒体企业付了190亿美元,这些媒体包括美国广播公司电视网络和

ESPN有限电视体育频道。迈克尔·艾森纳为了这项新举措,在克罗拉多州阿斯本附

近一条林荫小路上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提出让麦克·奥威兹担任迪斯尼公司董事

长的职务。在他接受这个职务的消息在好莱坞传开之前,没传出一儿风声。就这

样,争权夺利的游戏又开始了。

即使斯皮尔伯格只有一部分时间工作,他仍用许多项目推着阿姆伯林公司前进。

克里奇顿为环球公司编写了《佛罗纪公园》的续集《失落的世界》英国小说家费伊

·韦尔登正在写一部关于洛杉矾暴乱的剧本《贝尔艾尔的骚乱》,喜剧作家布鲁斯

·鲁宾逊正在把另一部成功的喜剧《我和威内尔》编写成电影剧本。而卡里·菲舍

尔正在改编她的《拉斯维加斯的圣诞节》。其它几项计划包括:将莱斯莉·卡罗恩

1953年的电影《莉莉》改为动画《狂欢节》;道格拉斯·卡特·比思的戏剧《功夫》、

《感谢》和《朱丽叶·纽玛》;根据英国科幻系列剧编写的影片《什么博士》;由

斯皮尔伯格的《永远》的摄影师米切尔·索罗门导演的《佐罗》;一部根据威廉姆

·哈里森的小说改写的影片《上游》。对所有的项目,斯皮尔伯格都积极参与。他

向哈里森建议说应该给剧本一个动作性更强的高氵朝,这位作家后来不仅重新改写了

剧本的结尾,也重写了小说的结尾。斯皮尔伯格还购买了《廊桥遗梦》的拍摄权,

这是一本由罗伯特·詹姆斯·沃勒创作的极其畅销的小说。它讲述的是一位摄影师

与一位乡村主妇之间的浪漫故事,主妇去世之后,主妇的家人才发现了这段浪漫故

事。斯皮尔伯格把它交给了布鲁斯·贝尔斯福特,但后来因为对贝尔斯福特的工作

有些不满,又把他免去了。最后他把这个美差给了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他既是导

演又是演员。即使那样,斯皮尔伯格仍保留着对该片的控制权。他让伊斯特伍德和

作曲家莱尼·尼豪斯把歌曲《为我们相识》延长,从伊斯特伍德与梅尔·斯特里普

那个爱情镜头开始,直到孩子们通过一封信发现了这段秘密恋情的镜头为止。听着

这首歌曲,他推测观众们将会明白,孩子们这时已经知道了一些有关他们的母亲的

故事。

1994年11月,斯皮尔伯格创办了“舒赫幸存者历史见证基金会”,他解释说:

我在波兰拍这部影片时,至少有6、7位这次大屠杀事件的幸存者把这

部影片作为一剂减轻痛苦的良药,因而他们旅行来到这里希望结束他们的

恶梦。他们经常流着眼泪向我们讲述他们的经历。我不断地对他们说:“

非常感谢你们告诉我,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对着镜头说,因为这是很重

要的证词。”我问他们是否愿意这样做,他们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在一年之内,这个基金会在全世界范围内的9个办事处有了90名全日制工作人员。

他们拍下了有关采访、有关地图、文件的照片,并把它们录了音、输入了电脑、整

理到CD光盘上。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你想要了解他们在哪儿睡觉,吃什么,用

什么样的厕所,你就敲某一个键——如“厕所”———然后,你可以通过观看对这

件事的采访,准确地了解你想了解的情况。”

斯皮尔伯格把从《辛德勒名单》中挣到的600万美元都捐给了“正义者基金会”,

通过他们将这笔钱支付给那些犹太人慈善机构、艺术家和作家。这些钱还为类似“

犹太教2000年”活动提供了基金,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使犹太教的教规更合理更简化。

第一个得到这笔基金帮助的项目是阿姆斯特丹的二战历史遗址——安妮·弗朗克的

住宅。斯皮尔伯格投资250万美元用于这个遗址的修复。在1996年,报界公布斯皮尔

伯格在其他国家捐赠了第一笔资金后,他又将6.5万英磅捐给了英国的萨西克斯大学,

以此作为对一个德国犹大事务研究中心的赞助。斯皮尔伯格巧妙地从鲁。瓦萨尔曼

基金会、时代华纳公司、全国广播公司、索尼公司和巴里·迪乐公司分别争得了100

万也许更多的美金后,出人意料地去了东海岸名人募捐会,并出现在曼哈顿和罕普

顿的鸡尾酒会上,他向乔治·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家争取捐款,告诉他们,他希望他

的基金会过7、8年后能拿出4000万美元以上的捐款。

然而,1995年10月,斯皮尔伯格的名誉令人窘迫地染上了一个污。丹尼斯·

霍夫曼公开宣扬,1968年他为《阿姆伯林》一片签的那份合同,使他从斯皮尔伯格

的影片中被骗走了大笔利润,他为3300万美元起诉斯皮尔伯格,因为他估计从那样

一部影片中他该得到这个数。

1995年初,就在纪念电影百年历史之际,斯皮尔伯格获得了一个凯撤荣誉奖,

这是法国的“奥斯卡奖”。由于他在关贸总协定会议期间发表的那番有关法国贸易

保护主义的言论,这个奖的颁布引起了法国人的议论。其实斯皮尔伯格这会儿已经

改变了立场,他声称自己曾被好莱坞电影公司的游说者和白宫发言人杰克·瓦兰蒂

有关电影方面的政策说明引入了歧途。

2月25日,他在聚光灯的照射下步人巴黎香榭丽舍大剧院面对法国娱乐业各位先

生女士。这个奖项是由影片《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导演克劳德·莱鲁士颁发的。

他通过向斯皮尔伯格保证说,斯皮尔伯格的影片惟一让他不喜欢的部分就是“结束”

这个词,而为当晚的讲话定了调。斯皮尔伯格向坐在台下第一排的凯特微笑着,坐

在凯特旁边是格里高利·派克和珍妮·默里奥,他们两人都是凯撒荣誉奖获得者。

斯皮尔伯格踌躇地从口袋中拿出一个名单,他说他感谢那些他早该对他们说谢

谢的法国电影界人士。从让·鲁克·哥达德开始(他对斯皮尔伯格作品的影响是连最

敏锐的评论家也注意不到的),他一口气报出29个人名,从卢米莱兄弟和乔治·米丽

艾斯到克劳德·兰兹曼,当然还有特拉福特,他那番关于讲故事的人需要有真实生

活的话曾给斯皮尔伯格很大的启发,斯皮尔伯格满怀真情地引用了他当时的原话“

我的许多电影都追求表现幻想技巧”,斯皮尔伯格接着说,“但是,我认为《辛德

勒名单》和我的妻子凯特及我的孩子,使我第一次能够抛开模式,像一个真正的电

影人那样生活。”他以一个自相矛盾的承诺结束了他的发言,他告诉观众:“我想

说我将与你们这个为了自己的文化而战斗的国家站在一起为公正而斗争。”

这句话因它的荒谬而给听者留下了很深的印像,因为像《侏罗纪公园》这样的

电影,在他们眼里正是一部扼杀法国电影业的作品。截止到1995年,由《侏罗纪公

园》带来的9.13亿美元中,有5.56亿美元来自于其他国家的销售。但是,几乎没有

人对此感到惊讶,特别是了解电影过去历史的人。美国的历史是一部文化侵略和掠

夺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电影一直扮演着一个积极的角色。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

前,美国在中国和日本的领事馆就把美国新版影片作为政治和文化宣传的材料来发

行。派拉蒙公司和米高梅公司在20年代就将破了产的德国影片公司收购过来,并在

30年代通过获取影剧院的垄断权侵入英国和欧洲共同体,为好莱坞的产品保留着对

这些影剧院的统治权。

从历史的角度讲,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以及他的影片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的产物。

充斥于市场的麦当劳影片、可口可乐影院是这个世界所一直等待的,它们代表着一

种观念,而“这种观念的时代已经到来了”。道义是在严阵以待的欧洲一边,可是

利益却在别处。电影,首先是一种有机体,而它的媒介是金钱。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在这个他为之努力创造的世界新秩序中究竟是什么角色?

在目前条件下,他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创造更多的利润和赢得更多的奥斯卡奖对

他自己、对这个世界来说什么也证明不了。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只能使他

沦为对成就、对那些他已经拥有的最高荣誉的无休无止的追求者,只能使他像他所

崇拜过的偶像大卫·塞尔兹尼克和大卫·里恩一样渐渐走向失败。原因就像再也不

可能出现另外一部《飘》,或者《阿拉伯的劳伦斯》一样,也不可能再出现另一部

《辛德勒名单》。

除此而外,还有一条路就是体面地隐退,或是接受自己在大市场中沧海一粟的

角色。如果他能把自己的形像设计得好些,他可以像乔纳斯·索尔克,如果他不能,

他将会使自己成为克罗内尔·哈兰·桑德斯。他是否愿意通过回到多数人赞同的那

种简单经济的拍片方式上,来恢复他原有的声望?但可悲的是,他已经帮助社会创

造了一个不接纳这类影片的市场。对于他这样一个具有如此惊人天赋的人,这个现

实一定是苦涩的。

在评价斯皮尔伯格到50岁时的生活时,人们不能不把他的生活与两位典型的从

失望走向成功的美国人杰伊·盖茨比和查尔斯·福斯特·凯恩的生活相提并论。他

们把自己关闭在他们用劳动创造的生活中,整日无精打彩地在自己的住所中转悠,

仿佛生命的终结指日可待。

威尔斯、斯皮尔伯格和菲茨杰拉德在无情的美国境域里感觉自己是像盖茨比一

样的受害者。就像影片《伟大的盖茨比》中最动人的那幕,菲茨杰拉德称美国人为

“奇事容器”。美国人天生渴望新奇,永不满足地追求娱乐,如果谁想要试着去满

足他们的话,一定会被累死。凯恩和盖茨比对待他们那些奢华的朋友,就像斯皮尔

伯格和威尔斯对待他们的电影一样,把自己完全贡献给观众并被自己的痛苦所吞没。

他们所得到的奖赏就像一个美好而短暂的节日,一种与一个理想中的美国同步

了几年的感觉,在这一瞬间,理想的美国景象和他们在影片中所创作的一切都在他

们眼前清晰起来,它放射着如此灿烂的光芒,令世界瞩目。

斯皮尔伯格和威尔斯一次恰巧看到了同一种景观。在1940年,威尔斯和赫尔曼

·曼科耶维兹在好莱坞山庄的一处住房里共同编写《公民凯恩》。演员乔治·库罗

里斯来拜访他们,威尔斯带他来到平台上。库罗里斯回忆道:“我们看到整个城市

灯火辉煌。那时战争正在进行。他说:‘看,这个世界上有座城市灯火通明。’然

后,他把影片《公民凯恩》描述给我,概括地讲了整个故事。我们站在那里,头上

是满天繁星,脚下是灯火闪烁的洛杉矾城。”

30多年之后,斯皮尔伯格在与保尔·谢拉德进行了一次茅塞顿开的讨论后,从

菲利普斯回家。路上,他停在默尔霍兰德大道上,也许离当年威尔斯工作过的那幢

房子只有几码之遥,斯皮尔伯格茫然地仰靠在汽车车盖上,注视着圣·弗南多河谷

中交织成网的灯光倒影,他被《第三类接触》的构想吸引伎了,他不知道威尔斯也

曾被他所见到的景象所迷惑,他面前的这座城市和这迷离的灯光也曾唤起威尔斯的

乐观,让他对未来满怀希望。

1973年,对斯皮尔伯格这位帝国的建造者和商业巨头来说再也不会重现。但他

那种使别人感到愉快从而使自己感到满足的心态却丝毫未减。他再一次借用了达蒙

·奈特的一段话来描述自己,“……这个长大的孩子他仍能记起,而且仍然相信,

在那些孤独的夜里,从那个孩子脑海里进发出的思想的火花。”此时此刻,斯皮尔

伯格同盖茨比一样,对美国(任何人都有机会成功)的特殊承诺信心百倍。史蒂文·

斯皮尔伯格仿佛感到他屹立于成功的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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